来源：2012年5月6日 东方早报
在这样的主流知识环境里，辩论更有意义。过去二十年里，中国经济的看衰者不计其数，但乐观派也不少见。
“面对在最短的时间里实现了人类最剧烈的经济转型的中国，我们局外人应该格外小心，不要轻易地去告诉中国，你们做得很糟糕或者你们在政策上本来还可以做得更好。”
去年底，在华盛顿的智库“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出版了本所资深研究员Arvind Subramanian教授的一本书，立刻在欧美引起了高度关注。该书使用了一个颇为刺眼的题目Eclipse: Living in the Shadow of China's Economic Dominance （暂译作《黯然失色：生活在中国经济主导的阴影下》）。听说该书的中文版即将出版，封面的那张照片被换成了一幅龙鹰图，也算过得去。眼下尚难预料的是，中文读者对此书的反响程度将会怎样，想必叫好者屈指可数。这能够理解。这些年，看好中国经济未来的言论在中国的知识界并不受欢迎。但英文版的反应颇为热烈，甚至顷刻间围绕中美经济实力对照和较量的讨论在美国再度升温。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的著名刊物《外交》（Foreign Affairs）还专门组织了一场所谓的“The Great China Debate”（中国大辩论）来推动知识界对中国能否主导全球经济这一命题的深入探讨。
以我之见，这类的辩论与探讨在美国的经济学界似有知识和意识形态层面的价值，这是因为美国经济学界的主流人物在中美经济竞赛问题上普遍持有美国“例外主义”的观念，这种观念已经深深扎根于美国主流知识分子的头脑中，经济学家尤甚。尽管他们知道英国的降级与美国经济霸权地位的确立在1956年苏伊士运河危机中体现得淋漓尽致，可他们并不认为八十年前美国取代英国而获得全球经济权势的历史可以重复，即使他们并不无视和小觑三十年来中国经济崛起的事实。Larry Summers在2010年底离职华盛顿之前的一次讲话典型地显露了这种思维方式。他说，“从美国诞生之日起，预测美国衰落的言论就从未消失。但这些言论反而让一代一代的美国人重振精神。我告诉大家，只要我们居安思危，我们就有光明的未来。”
在这样的主流知识环境里，辩论更有意义。过去二十年里，中国经济的看衰者不计其数，但乐观派也不少见。以研究中国经济著称的美国第二代、第三代经济学家的深度研究对华盛顿的政策颇具影响力。这些年，美国范围内关于中国经济研究的倾心之作不断涌现，多得中国同行的钦佩与认可。在这当中，“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连续出版的中国经济研究著作，虽部头不大，却都有不小的分量。比如Nick Lardy的 Sustaining China's Economic growth After the Global Financial Crisis （《在全球金融危机后继续维持中国经济的增长》）和C. Bergsten等人的China's Rise: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中国崛起：挑战与机遇》），均有一流研究水准，不可多得。同样，《黯然失色》又为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添彩不少。与前者不同的是，这是目前为止关于预测未来中国经济和中美经济竞赛的最精彩之作。作者Subramanian教授是牛津训练出来的印裔经济学家，曾在哈佛肯尼迪政府学院任教。他有学院派经济学的功力与技巧，但同时他视野宽广，思维敏捷，有超凡的文字驾驭能力。所有这些品质在这本小书中均得到淋漓尽致的展现。如果你是普通的读者或者媒体人士，你会发现本书导言的内容文字之优美，观点陈述之鲜明，足以让你赞不绝口。至于那些关心中国和全球经济秩序的政治家，一定会为本书最后两章的分析逻辑所打动。而想要对本书第二到第七章的讨论内容产生兴趣或者被这些讨论所吸引，那你就需要有足够的经济学训练与知识储备了。所以，尽管这是一本可以只读头尾的书，但它真正吸引我的却是渗透在第二到第七章中的作者的经济学功力、处理问题的技巧以及宽广的视野。
所谓可以只读头尾，我是说，不仅这本书的核心命题在本书的导言和结尾处都进行了陈述，而且头尾两章实可单独成篇。以导言部分的阐述为原型，我把作者在本书提出的这个核心命题做如下归纳: 按照保守的估计和推算，并且以GDP、贸易和外部金融实力的加权指数来衡量，在2020年之前全球经济主导者（包括全球储备货币）的角色必将从美国转移到中国，而且中国主导全球经济的深度与广度均超出现在可能的想象。这个地位与1870年前后的英国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美国大体相当。到2030年，用购买力平价估算，中国的GDP约占全球的25%（美国占12%），与美国在1950年的地位相似，超过英国在1870年的全球占比。中国的贸易量在2030年约占全球的20%弱，美国那时将占7%，这个数字大于美国在主导全球经济时的贸易份额，但小于英国在1870年24%的比重。
何为经济主导？知识界的学者自然可以用不少篇幅来讨论一个国家在国际上拥有的超级权势、霸权、硬软实力等概念的含义，但Arvind的“经济主导”（economic dominance）概念直截了当，仅对经济实力加以定性，不涉及政治和文化等软性影响。在此定义的基础上，Arvind还进一步构造了一个可以度量一个国家主导全球经济的指数以刻画经济强国之间在主导全球经济方面的相对势力的变化及其演变趋势。为此，他选择了三个成分指标来量化经济主导这个概念，它们分别是GDP、贸易和外部金融实力的相对比重，并使用不同的权重分配方案来构造经济主导指数（EDI）。看上去这是很简单的做法，而且符合历史的观察与常识。不用说，在社会科学的量化工作中，简单是最可贵的。可是作为一个严肃而科学的研究，作者在遴选出这三个变量时却是做了不少的基础工作，这涉及首先要基于历史和直觉给出可能影响一个国家经济主导能力的尽可能多的因素，然后再去识别哪些因素更重要。所谓更重要，就是别的那些因素可能会受这些更重要因素的影响或决定。比如，无论从历史上还是直觉上都会认同一个国家的财富和资源对于决定其在全球经济的主导能力至关重要，但到底用什么简单的指标来度量财富和资源呢？是用财政资源、自然资源、金融资源还是军事资源来代表财富和资源？考虑到GDP的规模通常会与这些财富和资源正相关（作者用英、美、法、德、俄和中国在1880-2009年的数据拟合显示，以上各国的GDP占世界的份额与军事开支占世界的份额之间的相关系数高达0.7），使用GDP代表财富和资源的实力就更合理，也更简单。再比如，在决定一个国家在全球的经济主导力时，人力资本的积累水平和技术创新能力看上去一定很重要，但是，它们却与经济财富或者GDP的规模高度正相关，因此根据“欧卡姆剃刀” 原则，就必须剔除它们以确保量化时的简单。
当然，你可以进一步追问作者，GDP、贸易与外部金融实力三者之间难道不存在高度正相关关系吗？从学理上说，GDP、贸易和外部金融实力三者之间要彼此无关，它们必须是分别由不同的因素“外生”地决定或影响的。可是，不仅因为贸易的增长与GDP的增长高度正相关（根据“引力假说”所言），而且贸易模式与外部金融实力也脱不了干系。中国是个很好的例子。中国之所以成为国际资本的输出国（被定义为正的外部金融实力）和债权国，就是因为中国持续的贸易扩张创造的顺差所致。所以，这个外生性的条件看上去实难满足。但是，因为作者在构造经济主导指数时采用的不是GDP、贸易和外部金融实力的绝对值，而是全球的占比，这样情况就大为不同。很容易明白，GDP、贸易和外部金融实力的全球占比之间似乎并没有显著一致的正相关性，因为它们各自受不同政策的影响，这将导致它们之间的相关性明显下降。
在这三个重要成分指标当中，GDP和贸易的概念直截了当，不再需要赘述。而外部金融实力这个概念到底是什么呢？作者认为它是对一个国家为世界提供金融资本的能力的度量。这个世界上的国家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净债权国，向世界输出资本，一类是净债务国，从世界上借入资本。在量化这个概念中，作者不使用债权或者债务的存量值而选择流量值，这是因为债权国的储备资产的存量价值往往会因为债务国的政策变化而发生减损或贬值。这正是当前中国作为美国的最大债权人面临的两难选择，一些经济学家把这个两难局面称之为“资产风险”以区别于因为过度举债而形成的“债务风险”。基于这样的考虑，作者用流量值来量化“外部金融实力”，把它定义为一个国家在一个十年期间累计的经常项目顺差占全球的份额。用十年是为了减弱景气周期对贸易余额的影响。根据这个定义，债权国拥有外部金融实力，债务国不仅丧失这个实力，而且外部金融会变得脆弱，经不起全球外部震荡的折腾。
有意思的是，这个对外部金融实力的定义与量化很快引起了争议，因为对中国而言，人们必然会问，中国积累的贸易顺差和净债权国的角色究竟反映了中国的金融强势还是弱势？在《外交》上的“中国大辩论”中，Derek Scissors教授就诘问Arvind这个问题。Scissors教授提出的质疑是，中国的净债权人角色反映的是国内经济在投资与消费之间的不平衡。作为并不富裕的经济，中国不应该借钱给富国，相反，中国应当进口资本以加快经济发展。中国在过去十年采纳的“重商主义”的增长政策导致了这一结果。我与Arvind在来往的电子邮件里也专门提到Scissors的这个问题，希望得到他的回应。Arvind在给我的邮件中回答说，“This strategy has created tensions for the rest of the world, including the US but has worked remarkably for China. In the 2000s, not only economic growth (8.5 percent) but growth in consumption opportunities (7 percent) for the average Chinese has been the fastest in Chinese history and faster than in any other country, ever. The criticism of this strategy is that it has built up domestic distortions-over-investment, capital-inefficiency, weakness in the banking system-that will entail costs in the future. But the aggregate calculus-especially if the sheer weight of the remarkable performance of the last thirty years is taken into account-is likely to be hugely positive and certainly a far cry from the verdict of weakness that Scissors is inclined to deliver. Outsiders should be careful in telling a China that has posted humanity's most dramatic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in the shortest period of time that it did badly or that it could have done better in terms of policy choices. ”〔“中国的这一战略虽然制造了与世界其他地区（包括美国）之间的紧张，但却对中国经济非常有利。过去十年来，中国经济不仅有8.5%的增长率，而且这期间中国人的消费机会的增长（7%）不仅是中国有史以来最快的，而且快于任何其他国家。对这一战略的批评往往是说它制造了国内的扭曲（比如过度投资、资本分配的无效率以及不发达的银行系统），这些扭曲将成为未来发展的代价。但是当你考虑到过去三十年中国经济的非凡表现这个大局，这个战略在总体上可能就是相当正面的，远不是Scissors所谓的缺点所能概括。面对在最短的时间里实现了人类最剧烈的经济转型的中国，我们局外人应该格外小心，不要轻易地去告诉中国，你们做得很糟糕或者你们在政策上本来还可以做得更好。”〕
我相信这个回答不会令Scissors满意，但他确实做了一个很好的提醒，那就是任何对中国经济的批评言论和逻辑都必须顾及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特征性事实。我将在后面再次涉及中国增长模式这一问题，在此不再展开。好在，既然外部金融实力在构造的经济主导指数中所占权重只有5%，暂且放过这个问题也无伤大雅。看得出，5%这个权重以及三个重要指标的权重分配依据是作者参考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一项关于什么因素决定何种货币会成为国际储备货币的研究中使用的权重。有意思的是，根据IMF的权重来校准，GDP占0.6，贸易占0.35，而外部金融实力占0.05。而如果用储备货币研究中使用的权重来校准，贸易占0.6，GDP占0.35，外部金融实力的权重不变。更有意思的是，在作者计算出的经济主导指数中，无论使用哪种权重分配方案，中美的经济主导指数彼此接近的时间都出现在2010年，如果用后一种分配方案，那么，在2010年，中国的经济主导指数甚至会略高于美国。这是因为后一种权重分配方案加强了贸易的相对重要性，而且不难想象，相对于美国，中国在全球的贸易份额显然要比GDP份额上升的速度更快。
在这里我们自然会想到，使用这后一权重分配方案其实不也可以预测人民币成为国际货币的时间吗？的确，因为决定一种货币成为国际储备货币的最重要因素还是GDP、贸易和外部金融实力占全球的份额，只是贸易在这里比GDP相对更重要一些，权重更大。所以，在Arvind作为附录给出的计量回归中，用GDP、贸易和外部金融实力占全球的份额可以在统计上解释储备货币需求的70%。
当然，即使我们不做专项深入的研究也很容易推算，假如中国在2020年之前超越美国成为全球经济的主导者，那么，人民币成为国际储备货币的时间就应该在2020年之前才对。但由于在位的储备货币有较强的惯性，因此，实际情况往往是，一国货币成为国际储备货币是发生在成为全球经济主导地位之后而不是之前。那么两者的时差会有多大呢？这个问题要由历史来回答。
多数人通常的看法是，美国在1870年成为全球最大的经济体，而美元成为国际储备货币的时间是在1930年代，相距至少六十年。不过，Arvind并不认同这个看法，因为美国的GDP尽管早在1870年超过英国，但是一直到1920年代，英国的出口依然大于美国，英国的外部金融实力依然强于美国，所以至少在1870年之后的几十年里，美国还没有真正取代英国成为全球经济的主导者。这一角色的转移实际发生在1920年前后。而根据有关研究的考据，美元取代英镑成为储备货币的时间发生在1920年代末，大约有十年的滞后。以这个历史经验的数字来简单推断，人民币成为国际储备货币的时间应该在2020年前后。这比多数中国研究者的估计要乐观一些。根据潘英丽教授最近的研究和预测，如果不考虑在位货币的惯性优势，到2025年人民币在全球官方外汇储备中的份额最高可达26%，接近目前的欧元水平。考虑在位货币的惯性优势，这个份额将下降到最高10%，说明人民币具有仅次于美元和欧元的储备货币的潜能。不过，潘教授预计，人民币成为关键的储备货币最多也就需要二十年，也就是2030年前后。
不难看出，主导指数的构造颇费一番周折。但即使这样，很多人也难免会提出批评，认为指数的构造过于简单，甚至有偏于中国。回应这种潜在批评的最好办法是，同样的指数成分不仅能用于预测中美未来二十年的相对实力的变化，还能向后回放历史，计算出英美的经济实力变化并与历史经验相吻合。出于这样的策略，作者分别计算出了1870、1913、1929以及1950年英国、美国以及德国和法国的相对经济主导指数的变化，发现这个变化与历史基本吻合。比如，无论使用哪种权重分配方案，在1870年，英国的经济主导指数都高出德国和法国几乎一倍，而不见美国出现；到了1913年，按照GDP权重0.6计算，美国崛起了，其主导指数开始高于英国和德国，法国不见了；但按照贸易权重0.6计算，美国还是新兴市场经济，英国和德国依然主导世界经济。但是到了1929年，情况完全不同了，美国完全主导世界经济，无论使用哪种权重分配方案，其主导指数都大大高于英国和德国。对于这一回放结果，Arvind很是满足。说来这确实是有趣的，而且仔细想来，常识告诉我们本该如此，因为没有比GDP和贸易在全球的相对规模更能衡量一个国家的经济强弱的了。
向后回放的成功是利用了世界上目前可得的世界经济的数据库的缘故，其中包括Angus Maddission先生创造性地复原的世界经济的千年史数据。即使这套数据并不完美无瑕，但尚无挑战对手。至于向前预判中美经济的主导角色的转换，那就需要预测出而不是复原出有关的数据来了。因此，《黯然失色》这本书约有一半的篇幅（涵盖第四至七章）用来预测中美，主要是中国经济未来二十年的增长前景的。计算经济主导指数所依赖的GDP和贸易流量的未来数据都要基于这些增长预测。所以，对我个人的经济增长研究和阅读兴趣来说，这部分的分析与讨论更加重要和有价值，也更能显示作者在经济学方面的功力、视野和技巧。
众所周知，经济学不比物理学那么精确。但是在经济增长和发展的范畴内，经济学家的思考方法与物理学家颇为相似。比如，可用于预测增长的“收敛假说”（convergence hypothesis）以及用于预测贸易流量变化的“引力假说”（gravity hypothesis）就是经济学家把经济现象当作物理现象来观察和思考的产物。根据“收敛假说”，人均收入低的国家，经济的潜在增长率越高；而越发达的国家，增长越困难，增长率越低。不仅如此，该假说推断，落后国家潜在经济增长率的大小取决于它与发达国家（前沿国家）人均收入的差距。差距越大，潜在增长率越高。这样，随着时间的推移，不发达国家就可以赶上发达国家，两者的增长率就会出现收敛。而“引力假说”就更像物理学定律的翻版。根据物理学，两个物体间的引力大小跟物理的质量成正比，与两者的距离成反比。类似的，经济学家也发现，两个国家贸易规模的变化应该可以由它们的经济规模（GDP）和它们的距离（可以代表贸易的成本）来解释。虽然经济社会远比物理世界复杂，可也有非人为规律可循，以至于这两个假说的解释和预测能力尚不可低估。
跟这两年所有预测中美经济规模何时接近的方法一样，Arvind也利用了收敛假说的逻辑来推断未来二十年（2010-2030）中国的GDP和贸易占全球的份额变化。为了这一目的，除了获得中国2010年的GDP数据之外，推算出中国和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GDP和贸易在未来二十年的平均增长率是个关键。在这里，Arvind参照了世界银行、IMF以及各种相关研究报告对全球经济的预测数据。当然所有这些预测增长率的数据都是在收敛假说下推算的。据此，以各国货币的购买力平价（PPP）为换算基准，Arvind推算出，在2010-2030年，美国GDP的增长率预测值为2.5%，欧盟二十七国为2%，非洲为7.4%，拉美（不包括巴西）为5.4,%，亚洲（不包括印尼）为6.7%，日本为1.5%，印度7.6%，巴西3.7%，俄罗斯1.6%，而中国为5.9%。扣除各国的人口增长率之后可得人均GDP的增长率。考虑到未来二十年中国的人口增长率预测值为0.4%，这样中国的人均GDP在未来二十年的预测增长率为5.5%。他对中国的这个推算数字比目前为止的大多数预测值都低。包括我在内的多数预测都推断中国经济未来十年可以有8%或者7.75%的增长速度，后十年也可保持6%-7%的增长率，这样算起来的二十年平均的增长率显然要显著高于Arvind的5.9%的预测值。我们这样推算是因为即使在2020年中国超越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它的人均收入也还只有美国的四分之一，还是中等收入（上限）的国家，应该还有容纳经济赶超的巨大空间。不过，可以理解，对Arvind来讲，做出这般过于保守的估计只会加强而不是削弱他对未来中国主导全球经济的结论。
多数预测都得出中国经济总量有可能在2020年赶上美国，但Arvind给出的时间表却是2010年。这个结论让我好奇。这首先涉及用于推测未来的基期数据，即2010年中国的GDP到底有多大的问题。IMF去年初公布过用购买力平价（PPP）方法换算中国GDP的结果。根据他们的测算，中国2010年的GDP实际上应该是11.2万亿美元，几乎是按照官方汇率换算的两倍，而美国的GDP变化不大，约为15.2万亿。这样的话，IMF在它们的假设条件下推算，2016年中国的GDP总量约为19万亿美元，美国为18.8万亿。就是说中国在2016年就赶上美国了。IMF还测算出，到那个时候，中国GDP的总量占全球的比重是18%。
我猜测IMF的这个预测是基于它2010年版的《世界经济展望》（World Economic Outlook）。在这本书的报告里，IMF给出了全球及主要经济体2010年GDP的估算值，这些估算值都是用2005年为基期的购买力平价方法（PPP）换算的，以保持国家间的可比性。那么，2005年各国GDP的数据哪里来的呢？它们来自世界银行的测算。而世界银行又是使用了联合国的国际比较项目组（ICP）公布的2005年的调查数据。在这个数据库里，按照购买力平价PPP换算，中国和印度的人均GDP分别为4091和2126美元，比之前的一些研究估计值要少30%-40%，而且这个数字被很多研究者认为肯定严重低估了。一个理由是，ICP采集的数据失真。有经济学家指出，如果2005年中国GDP的数据是对的，那么用1952-2004年中国的经济增长率倒算就可以推算出1952年的中国人均GDP只有153美元（1985年价格），这要比公认的生存收入线250美元低将近100美元，不太能让人置信。所以ICP的2005年中国GDP的数据有低估嫌疑。ICP的数据被指责有问题的另外一个方面是关于中国的价格总水平采集样本的有偏，据说这是因为他们只调查了十一个城市及周边的价格，没有考虑农村的价格，这样就高估了2005年的价格总水平。这些问题使中国2005年的GDP数字被严重低估。基于这样的一些批评和对ICP数据的可能的修正方向，于是，美国宾州大学的大型数据库“佩恩表”（Penn World Tables）在2011年初的7.0版中对中国2005年的GDP数据做了向上的修改，幅度达27%。
采用佩恩表重新校正的中国2005年的GDP数字也不可能让中国2010年的GDP赶上美国。而Arvind不仅采用了这个新修正的数据，而且他还进一步考虑了另外一个可能低估中国2005年GDP的因素，那就是“实际汇率”。Arvind认为，如果IMF的数据可信，那就可以推论出在2005-2010年间人民币的实际汇率（中国人的实际生活费用）上升了35%，这与一些关于中国实际汇率变化的其他研究不尽一致。他举出的一些针对中国实际汇率的研究报告显示，这五年间人民币实际汇率的上升大概不超过15%。这样的话，中国2010年的GDP就需要再上调20%（因为IMF的实际汇率高估了20%）。所以，在Arvind的数据里，中国2010年的GDP按照购买力平价换算实际应该比IMF的数字高出47%，从10.1万亿美元变成14.8万亿美元，刚好超过美国2010年14.6万亿美元的GDP规模。所以，Arvind的结论是，中国2010年已经是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了。
这样一来，即使根据较为保守的增长率5.5%的预测值，中国GDP在全球经济中的份额也会从2010年的17%上升到2030年的24%，到2030年，中国的GDP大约是美国的两倍。而且以增量值来算，在2010-2030年间，世界GDP的增加值中，79%来自于新兴市场经济和发展中的经济，也就是说，今天的穷国将为未来二十年世界GDP的增加贡献大约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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