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随着2004年“民工荒”现象的出现，关于中国人口红利是否消失的争论便从未中止过。与之相伴而生的，还有“人口大迁移”、“城镇化”、“未富先老”、“中等收入陷阱”等关乎中国未来的宏大话题。2010年出现的“民工涨薪”现象，更是将相关人口问题的争论推向高潮。
争论仍处进行时，变化已在发生。
——2月20日下午，中共中央政治局进行第三十二次集体学习，主题是“实施更加积极的就业政策”。
——2月26日，国务院办公厅下发“关于积极稳妥推进户籍管理制度改革的通知”。
——3月5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2011年中国人口城镇化率超过50%，这是“中国社会结构的一个历史性变化”。
今年全国“两会”期间，人口问题再度成为各界代表、委员们的焦点话题。仅围绕“农民工融入城市”这一主题调研，7个民主党派中央、共青团中央和部分委员，便提交了180余份提案。
备受关注的，还有扑面而至的“银发浪潮”。中国老龄人口绝对值为世界之冠，约占亚洲老年人口的1/2。今年全国“两会”上，围绕“养老金入市”、“推进养老产业”、“养老金双轨制不公”的讨论声此起彼伏。
“人口政策必须至少从放宽生育控制、延迟退休年龄和改革户籍制度三个方面进行调整”，这是现年62岁的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董事长李剑阁的观点。
声音振聋发聩，断无坐视理由。即日起，东方早报推出“大国黎民——中国人口与劳动特别报道”，汇聚来自河南、广东、辽宁等地的调查，佐以学者见解，以期全景式解剖“用工荒”、“老龄化”等中国人口结构性问题。
东方早报财经新闻中心
袁志刚：刘易斯拐点未到，还有两亿多农民可转移出来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院长袁志刚。
早报记者 曹虹
中国经济的增长，将面临劳动力短缺和失业的双重挑战。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院长袁志刚教授近日在接受早报记者采访时指出，尽管中国很多地区出现了用工荒和工资上涨的现象，但由于存在社会保障、土地制度等制度性因素，中国的刘易斯拐点还没有到来，中国至少有2亿农村劳动力还没有转移出来。
袁志刚说，相对于低端劳动力短缺，中国的大学生失业问题应该比较严重。
在联系到袁志刚的当天，袁志刚告诉早报记者，法国经济学刊《经济问题》（Problemes Economiques）当期就以大篇幅文章分析了欧洲的青年失业问题，数据详实。但长期以来，中国国内的失业统计数据发布却难成系统，这也阻碍了对失业现状的客观评估。
作为早年留学法国，师从非均衡理论大师经济学家贝纳西的中国学者，袁志刚在国内较早研究非均衡的重要现象——失业已有十多年，长期关注中国的就业与失业以及经济增长问题。
袁志刚认为，作为人口大国，中国就业面临的总量压力和结构性问题并存。中国的比较优势在简单制造业，使得低层次的劳工出现短缺问题，而高端的大学生反而存在失业现象。
袁志刚提出，现在从理论上看，必须要做的是，给予农民和城市居民一样的土地权益，路径是农民土地资产化，在具体执行中还须权衡利弊，做好顶层设计。
调查失业率的缺位
东方早报：中国语境下的就业问题经历了怎样的历史变迁？
袁志刚：一般来说，失业首先是经济周期性波动导致的失业。比如2008年经济危机，欧洲失业率达到10%多，美国在克林顿时期是5%-6%，甚至低到4%，在经济危机发生时，马上上升到10%。所以，失业首先针对的是宏观现象，发生在经济发生周期性波动的时候。
另外，一般来说，全世界都面临着结构性的失业问题。欧洲来说，全球化导致低级的劳动者失业，一个人能保持长期就业相当不容易。一定要技能要高、受教育的年限要长、有很好的文凭，所就业的行业又是发达国家比较新兴的行业。低端肯定不行的，因为产业都转移了。
就中国来说，结构性失业是20世纪90年代国企改革造成的失业，目前所发生的结构性失业，大量是因为国际金融危机的发生。中国原来集中于低端的制造业，但是随着金融危机，油价、大宗商品成本上升，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年轻劳动力慢慢短缺，工资成本上升很快，导致中国经济需要转型，转型过程中肯定会出现很多结构性失业。
另外，由于中国独生子女政策，低端的大学生培养太多，大学生就业是个很重要的问题。
上述问题，导致出现结构性失业、摩擦性失业。
东方早报：描述一下现在中国的失业状态？
袁志刚：就国外来说，首先分长期失业还是短期失业。因为失业率分很多情况，一般人三个月、六个月，或者一年就找到工作了，都是短期失业。最可怕的就是长期失业。
另外，失业需要统计性别、年龄结构、教育年龄结构、省份结构、一二三产业结构特点。我们有登记失业率，有些省有调查失业率。在国外，两个数据是并重的。但中国不一定能做到像我刚刚讲得特别多的数据发布。
由于中国的比较优势在简单制造业，低层次的劳动力没有失业问题，是劳工短缺问题，大学生反而存在失业率。
我们一般有个笼统的民工荒的感觉——民工回乡了，农民工回家过年了，但并没有一个具体的数据作说明。我相信他们的失业不严重，主要是短缺。
另外一个数据是大学生失业率，我估计是很高的。但因为教育部要求完成就业率，最真实的大学生就业的状况究竟怎样？我估计数字不大准。
我觉得我们的失业数据做得不像CPI数据那样细，还是有问题的。因为中国的城市没有义务把农民工作为常住人口进行登记，因为城市只管户籍人口或者说常住人口，农民工很少能取得本地户籍，所以平时数据监测不到这些人。
另外，农民只要不离开土地，就不是西方意义上的失业人口。
土地资产化可操作
东方早报：户籍制度改革有进展吗？
袁志刚：把现在的农民转移为市民，就必须放开户籍，就要降低户籍的含金量。所以户籍含金量越低，开放的可能性更大。有哪些含金量？社保、养老金、教育、高考等等。但是现在中央政策又往往要求含金量不断提高，主要是为了解决一些民生问题。比如经济适用房就多出来了。
现在基本发展很多方面都是矛盾的。整个趋势是走向社保的统一化、一体化。这就人为加剧了劳动力市场的阻隔。户口就应该像以前的粮票一样，现在粮票就没什么用了。中国始终没有建立起统一的劳动力市场，就业和失业的结构性问题就更加严重，民工始终没有变成现代产业工人。
温总理的报告也提到了，中国的城镇化率超过了50%，但很多地方是浅层次的城市化。很多农民虽然来到了城市，但没有户口、居住很困难。他们遇到的最大的问题是根本不能像一个正常的城里人一样生活，而这个群体的人数是非常庞大的。
东方早报：怎么建立城乡统筹的劳动力市场？
袁志刚：我们的城乡差别尤其大，因为人口多，城乡差异大，如果要解决，简单说需要财政的投入。现在说农民的市民化，就要考虑农民的社会保障钱哪里来。可以土地换保障、可以财政做一定投入。
我们课题组的观点是把土地作为资产。1998年城市居民住房，就是使用权界定70年，但农民没有这样的土地权益。我的看法是农民所有的宅基地和耕地统统变成国有，对其使用权做出界定。现在非常复杂的是，土地换户口，首先乡镇把农民的土地从农民手中拿来，拿来以后一定要换个性质变成国有土地，才能拿出去招拍挂。这就叫征地。
我的观点是要取消集体所有的概念，就像城市所有房子下面的土地就是国家的，但是要把使用权界定清楚，农民拿着使用权就可以去银行抵押。
从理论上看，现在必须要做的是，给予农民和城市居民一样的土地权益。这是非常简单的，有了这个，农民一下就富起来了。
接下来，我们应该在税制改革（中央税、地方税）上做文章，还有就是设计新的税种，比如对房子征物业税、财产税，这样住房价格也更稳定，肯定比房地产限购好。
中国将来一定是往这个方向走的，至于现在条件成不成熟，要看中央决心了。所以，现在的市民化也好，城市化也好，劳动力市场的一元化也好，归根结底，是农民的身份、农民拥有的土地必须资产化的问题，就和1998年的房改一样。
放开土地指标跨省交易
东方早报：你说的把农民土地资产化现在具备操作性吗？
袁志刚：操作起来一点都不难。首先，界定土地的属性是国家所有，只要规定土地一定使用年限的使用权可以在银行抵押，但是不容许政府为他们去卖地。这也是温家宝此次讲话中提到的自主权交给农民，农民可以用土地入股、可以交易，可以去银行抵押。
不过国家有点担心农民把土地卖掉了以后，到了城市后社会保障没有覆盖的话，容易造成不稳定。因为中国的传统观念就是农民有地，稳定性就大大提高，有土地的人不会失业的。所以，我们必须规定土地卖了以后必须拿出一定额度的钱用于交纳社保。这部分钱，只要在土地交易以后，就像扣工资一样强制性扣掉，这样就不会有彻底贫困化问题。现在农村的社保是低档次的社保，一般取决于当地集体经济发展的水平。
中国将来的发展一定要将权利界定在最基层的民众手里，再也不能落在地方政府手里。1998年房改之所以好，就是房改把钱都改到居民手中，至于后来出现房地产泡沫，那是你当初工作没做好。如果当年就建廉租房，抽取出让土地的部分收益投资廉租房，国家只要负责最贫困的那部分人的住房，就会很平稳。
土地资产化需要顶层设计。如果耕地不大好做，可以先做宅基地。宅基地至少把产权确定给农民。
这样做带来的另一个问题是，云南边远地区，地不值钱怎么办？这个时候就需要国土资源部调剂指标。现在空地很多，但你没指标。比如上海的临港新城地很大，但是空的，因为没指标。
我认为应该放开土地指标的跨省交易。这是转移支付，是市场化的选择，比产业转移要好。这样中国一流的产业才能做出来，做出日本的索尼、三菱等那样的跨国公司。
我知道有些学者有些担心，这可能会有些弊病，可能会有些不稳定，但你一定要相信，这样做肯定是利大于弊。
制度性刘易斯拐点
东方早报：随着用工荒和工资的上升，你认为中国的刘易斯拐点是否会到来？
袁志刚：我认为确实存在那样的现象，但我认为这不是刘易斯拐点。理由很简单，就是现在的农村劳动力还没有转移光。
我在近期的一个论文中提到，目前的很多研究都错误地把刘易斯拐点出现的必要条件当成充分条件。出现刘易斯拐点，一定会出现工资上升，但工资上升，并不一定是刘易斯拐点到来。
工资上升是必然的，因为你城市的住房价格那么高，生活成本那么高。
中国进入刘易斯转折点缺乏一个前提条件，即户籍制度、土地制度都还没有统一。如果这些门槛都去掉了，农民真的能自由支配土地资产了，农民可以转移到城市了，这个时候再出现民工荒，那才可以说刘易斯拐点到来了。
在中国刘易斯拐点到来之前，有个制度性刘易斯拐点的到来。这是一个证明条件。另一个证明条件是农村有5亿农民，这在全世界是没有的状况。按照美国的标准，2%的人口就可以养活美国人，所以还有2亿多农民可以转移出来。但现在还没有转移出来，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很多还是制度性原因。
延长“苦力”的退休年龄
东方早报：有数据显示中国的人口红利即将消失，这对经济增长有何影响？
袁志刚：数据显示，2010年劳动人口的增长率开始下降，预计到2015年，劳动人口总数出现下降，2015年以后，劳动人口总数会萎缩，人口红利消失，劳动力工资肯定会上升，但我再三申明这不是刘易斯拐点。再下去，我们的负担率也会上升，这主要是因为老龄化日益严重。
东方早报：改革退休制度是迎接人口红利消失可行的方法？
袁志刚：从养老金的安排来说，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出路，全世界都在做这样的安排。老龄人口的增多，会摊薄养老金，因为养老金体制在100多年前设计的时候是退休后养10年。一种方法就提高“四金”缴纳的比例。另外一种方法就是延长退休年龄，西方的退休年龄已经到了67岁，我估计人类未来的退休年龄将是70岁。
如果延长退休年龄的话，不能影响就业。所以只能延长没有就业问题的人群，那需要延长的是保姆和民工，但是这些人群肯定不愿意延长，越做苦力的越愿意早退。相反，那些把岗位看做资源配置能力的人，这些人工作并不辛苦，肯定是不愿意离开的。
我们的现实是缺低端劳动力，但不缺公务员。所以公务员应该强制退休，最低端的劳动力应该延长工作年龄。
公办和私立学校要有分工
东方早报：促进就业的时候，政府应该担当什么角色？
袁志刚：促进就业是西方政府的第一要务，短期就是在经济波动的时候使用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但是反对来，长期的事情交给企业、市场来做。
中国是个错位的问题，比如教育，是政府应该去投资的。其他促进就业政策的公共服务系统，比如培训、失业救济、提供信息、减税等等，是政府应该去做的，最后才是社会保障。
中国的劳动力市场太僵化，不能匹配。我们培养人才不是按照市场需求来，很多学校比较僵化，往往有什么专业有什么师资，但是社会已经发生了大变化。
教育的改革非常重要，政府出钱的公办学校和私立学校应该共同发展。比如英语培训，新东方做得非常好。如果教育产品本身的收益率不大，但就业的收益率很大，那就交给市场去做；普遍提高素质的项目，应该交给政府去做。
原文链接：http://www.dfdaily.com/html/113/2012/3/13/758788_2.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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