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文发表于《文汇报》（时评版）2010年12月29日，发表时题目为《不能简单理解丰收与粮价的关系》
高帆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经济学系副主任）
近期，国家统计局宣布2010年我国粮食总产量为54641万吨（10928亿斤），这意味着我国自2004年以来实现了连续7年粮食丰收，自2007年以来实现了连续4年粮食产量超过万亿斤。由于粮食供给-粮食价格-食品价格-居民消费价格之间存在着依次影响关系，因此在当前物价上涨情形异常严峻的背景下，粮食连续丰收对于稳定市场预期、平抑物价波动具有异乎寻常的意义。我国有理由为在多重不利条件下取得粮食连续丰收而欢欣鼓舞，也应该将增加粮食供给继续放在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高度进行对待。然而，无论是在理论还是在实践中，粮食丰收并必然会导致农产品价格和居民消费价格的相对平稳，我国不能因为粮食连年丰收而放松对物价波动的警示与防范，在粮食丰收和供给增加的背景下犹须警示农产品价格以及居民消费价格的异常波动。
从理论上说，粮食的基础性功能是提供生产原材料或居民消费品，就此功能而言，如果粮食需求增长程度低于供给增长程度，则粮食丰收或供给增加必定会对粮食价格上涨产生抑制作用。但伴随着我国人口绝对数的持续增加、城市化和工业化程度的急速提升、以及居民食品消费层次和结构的显著转化，国内居民对粮食的需求数量并不是恒定的。统计资料显示：1987年以来我国人口自然增长率呈现出持续下降的态势，但2009年人口自然增长率仍达到5.05‰，2009年我国的工业化率和城市化率已分别达到89.7%和46.6%，而改革开放以来城乡居民对口粮等直接粮食的需求量在下降，但对肉禽蛋奶等间接粮食的需求量却在迅速提升。上述三种因素意味着：在基础性功能的意义上，粮食需求依然会呈现出较为显著的增长态势，这种需求增长显然会“减弱”粮食丰收对粮食价格走高的抑制效应。
更为重要的是，在国内外经济正处在深度调整和转型的背景下，粮食的全球化、金融化和能源化态势导致国内粮食价格确定复杂化，人们不能单纯在“食用”的基础功能上去审慎粮食价格的走势，建基于“食用”功能之上的供求关系并不能涵盖粮食价格变动的全部信息。从全球化的角度看，虽然长期以来我国粮食自给率始终高于95%,但在全球资本和信息高速流动的情形下，域外粮食价格波动会通过贸易、预期、比价复归、价值洼地等渠道影响到国内粮价，由于大豆对外依赖程度非常显著，因此我国尤其要警惕全球大豆价格异常波动对国内整体粮食市场的“传染”效应。从金融化的角度看，能够带动全球经济走出困局的整体性产业创新尚处在探索阶段，而国内外因抵御危机而采取的宽松货币政策导致了流动性充裕，由于粮食具有自然影响大、生产周期长、替代产品少、农户定价能力弱等特征，因此很容易成为货币过度流入和投机炒作的“题材”。当前，我国面临着热钱持续流入和M2/GDP偏高的双重“流动性”相互叠加的格局，这种格局很可能会诱发粮食价格“背离”其真实价值。从能源化的角度看，粮食可以经过物理-化学过程而转化为乙醚、乙醇等石油替代品，在某种程度上粮食-石油价格之间存在着联动机制，例如：2008年全球粮食价格走高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美国将其玉米大量转化为石油替代品。当前，在全球经济艰难复苏、美国实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以及游资全球性投机的背景下，全球石油价格呈现出在波动中走高的基本态势，这种格局也会为全球粮食价格、进而我国粮食价格的异常波动提供一个诱因。
在粮食价格变动全球化、粮食功能金融化且粮价-油价存在联动机制的背景下，单纯基于国内粮食丰收就预判国内农产品价格平稳是不具有说服力的，况且我国粮食持续增产具有较为显著的“政策刺激”特征，立足于粮农内生性的粮食持续增产机制尚处在构建阶段。事实上，我国在历史上就曾出现过粮食丰收和农产品价格异常波动并存的先例，例如：2008年我国粮食总产量为52871万吨，不仅比2007年的50160万吨增加了2711万吨，而且是1978-2008年粮食总产量最高的年份。然而，与此相伴随的是：2008年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走高5.9%，其中食品价格上涨14.3%,粮食价格上涨7.0%，粮食和食品价格走高成为2008年我国物价上涨的主要推动因素。显然，由于粮食价格确定取决于多种因素的复杂影响，因此粮食丰收和农产品价格稳定之间并存在必然的逻辑关系。我们无意于否定粮食增产对确保国家粮食安全目标的重要意义，但同样值得强调是：不能过度“倚重”粮食丰收去实现农产品价格、甚至居民消费价格的稳定。
在现有的物价统计格局下，农产品价格的异动会对我国整个物价形势产生显著影响，规避通货膨胀或通货紧缩必须将保持农产品价格、以及粮食价格相对稳定放在突出位置。从根本上说，实现粮食价格相对平稳不能依靠行政力量过度干预市场，而应在精准理解粮价决定机制的前提下，采取综合性方案和针对性举措去消减“催生”粮价异常波动的因素，为微观经济主体基于粮食基础性功能开展市场交易创造更为有利的外部环境。例如：政府应依靠农业补贴、农业保险、农业组织创新、农村土地适度规模经营等方式提高粮农的比较收益，进而形成粮食供给者内生性、造血型、可持续的粮食增产长效机制；同时应进一步完善对国际粮食市场变动的监测和预警机制，通过大豆贸易的分散化来防范单品种价格变动而形成的连锁反应，在域外粮食价格出现异动的背景下适时采取储备出入措施稳定市场预期；政府应适时将危机时刻的宽松货币政策转化为常态背景下的稳健货币政策，通过“管好”货币来防止流动性泛滥，持续改善民营企业的营商环境，促使流动性从投机炒作领域向实体经济领域“回归”。此外，还应依靠双边或多边合作平台，促使美国在其货币政策选择中体现出美元“世界货币”的角色职责，构建更具约束力和持续性的世界货币体系，为减弱世界范围内石油、粮食的价格波动创造有利条件，这些自然会为我国国内的农产品价格、甚至整体价格的相对平稳奠定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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