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随着国际经济形势和贸易格局的变化，出海成为不少企业的战略选择。与最初那批出海企业“求生存”不同，现在更多企业出海是为了“求发展”。当前中国企业出海的背景是什么？有哪些特征？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罗长远以“八问”的方式，尝试总结和提炼出有关中国企业出海的典型特征和经济学逻辑。

问题一：企业出海的背景是什么？

一是国际环境。简单地说，全球正在经历从“中国冲击（China shock）”到“美国冲击（US shock）”的变化。所谓“中国冲击”，是美国学者提出来的一个研究概念，意指中国“进场”——中国加入到全球分工体系中对世界的影响，尤其是中国出口快速扩张对世界其他国家的影响。然而在当下，全球面临更大的挑战是“美国冲击”（US shock）。所谓“美国冲击”，就是美国“退场”——美国从国际政治和经贸体系中选择性退出所带来的影响。在这里，可以用“三个转向”来概括：

首先，美国转向了保守主义。无论是意识形态，还是经济学理念，都有这样的趋势。在这一转变的背后，一个重要原因是财政赤字，2024年，美国财政赤字1.8万亿美元，占GDP的6.4%。其次，美国转向了贸易保护主义，其主要诉求是公平贸易而非自由贸易。在这一转变的背后，一个重要原因是贸易赤字，2024年，美国商品贸易赤字1.2万亿美元，占GDP的4.2%。最后，美国转向了孤立主义。在俄乌战争、中东冲突等议题上，美国均表现出“不愿多花银子”的态度。美国“内向化”的政策转变及其所产生的外溢效应，对中国企业国际化和出海产生了影响。

二是国内环境。从1978年改革开放到2013年，中国整体上更为重视“引进来”，表现为外商投资目录的持续性修订和外资准入门槛的不断降低。自1992年以来，中国一直是全球吸引外商直接投资最多的发展中国家。2013年是一个标志性的年份，在这一年，中国同时推出了“自贸区战略”和“一带一路”倡议，从相对注重“引进来”走向同时注重“引进来”和“走出去”，从侧重于引进外资走向强调“双向投资”。2023年，在吸引外商直接投资方面，中国在全球位居第二，在对外直接投资方面，中国在全球位居第三。近几年，伴随生产力的发展和内外环境的变化，中国在政策层面开始重视新赛道和新质生产力的“走出去”，同时注重品牌建设与文化软实力的提升，推动品牌与文化出海。

问题二：为什么出海？

对于这个问题，主要从投资动机和投资类型两方面来看。

从投资动机看，对外投资主要有四种动机。一是市场寻求型。字节跳动的TikTok、阿里巴巴的Lazada是代表性的案例，它们在东南亚的成功和这一地区快速提升的互联网渗透率与年轻人口红利不无关系。二是资源寻求型。比如，有企业为稳定新能源汽车电池原材料的供应而选择出海。三是效率寻求型。比亚迪在印尼和泰国的投资是一个例子，它们利用当地廉价的劳动力生产并出口电动汽车给东南亚其他国家。四是战略资产寻求型。2010年吉利收购沃尔沃（汽车企业）、2017年中国化工收购瑞士先正达（农化企业）、2019年沈阳机床并购德国兹默曼（高端机床企业）是几个具有代表性的案例。

从投资类型看，在公平贸易超越自由贸易、安全化超越便利化成为一个风潮的背景下，企业投资难以单纯追求利润最大化。在这一背景下，企业出海出现一些新的类型。

一是“转机”型投资。以往企业投资多以“点对点”为主，可以称之为“直航”型投资。然而，在歧视性贸易保护主义的背景下，一些企业的出海行为表现为通过投资第三国服务于其他国家，可以称之为“转机”型投资。

二是“避险”型投资。在安全因素成为重要考量的背景下，企业投资很难单纯地追求效率至上，而不得不更多考虑风险。在这种情况下，企业投资往往表现为通过多元化和分散化以降低风险，可以称之为“避险”型投资。

三是“补链”型投资。在自由贸易的环境下，有些国家可能并不在企业的供应链网络中。随着安全成为重要议题，效率至上的投资和贸易不再如以往那样通畅，需要在网络中增加新的“节点”和“链接”，把以前没有链接的点与点串起来，可以称之为“补链”型投资。

问题三：谁在出海？

1.从产业看

从产业来看，中国对外投资经历了如下一些变化：

一是，从服务业一家独大到服务业和制造业融合发展。在2023年，按对外投资流量的细分行业看，位居前三的依次是租赁和商务服务业（30.6%）、批发和零售业（21.9%）、制造业（15.4%）。按境内投资者所占的行业看，从事制造业的投资主体占三成以上，紧随其后的是批发和零售业（21.5%）、租赁和商务服务业（14.0%）。

二是，从非生产性服务业到生产性服务业。在早期，生活性服务业在对外投资中占有相当大的份额，包括零售、住宿餐饮等。当下，生产性服务业已经成为对外投资的主体，2023年，按宽口径计算，占比已达到71.8%。

三是，从传统制造业到现代制造业。2023年，在制造业对外投资主体中，位居前列的是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专用设备制造业、通用设备制造业、医药制造业、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

四是，从传统赛道到新赛道，从传统生产力到新质生产力。2015年以来，中国新赛道和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提速，在制造业内部，新赛道和新质生产力正成为企业国际化和出海的新势力和亮点。

2.从企业看

从微观层面来看，中国对外投资的主体也经历了清晰的变化。

首先，从国有企业到民营企业。在早期，国有企业是对外投资的主体。随着中国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民营企业不断壮大起来，它们逐渐成为对外投资的重要主体。

其次，从大型企业主导到大型企业和中小企业双轮驱动。根据艾媒咨询《2023—2024年中国企业出海发展研究白皮书》的数据，在2023年已实施出海布局的企业中，中型、小型和微型企业占比分别为39.4%、17.5%和13.6%。一方面，这与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作为出海主体的变化有关，国有企业主要是大型企业，而民营企业则以中小企业为主。另一方面，也与出海企业产业属性的变化有关。国有企业相对多地处于传统赛道，而民营企业则比较快地布局到新赛道。

问题四：出海去哪里？

从目的地来看，企业出海有四个发展趋势。

一是，从发达国家转向发展中国家。在早期，中国企业比较多地在美国、欧盟等发达国家投资。在2013年以后，中国企业对外投资提速，发展中国家越来越多地成为投资目的地。2023年，在整个中国大陆对外投资中，北美和欧盟分别只占3.9%和3.7%，而发展中国家分布比较集中的亚洲、拉美和非洲所占的比重分别是79.9%、7.6%和2.2%。与发达国家企业相比，中国企业更多地走向了发展中国家，国际投资出现明显的“南南合作”现象。

二是，从大国转向小国。在早期，中国企业更多地向大国投资。在2013年以后，中国企业更多地面向小国投资，包括高收入和中高收入水平的小国，以及中低收入和低收入水平的小国。在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的背景下，这一趋势符合一般的经济学原理：大国具有贸易保护的天然基因，而小国相对更倾向于开放。通过出海，直接服务于小国市场，或者以小国为通道进入大国市场，这是不错的路径选择。

三是，从距离遥远的国家转向亚太地区的近邻。在全球化快速推进的时代，无论是对外贸易还是对外投资，中国企业都表现出“舍近求远”的特点，尤其是对美国和欧盟的投资。而随着内外环境的变化，近邻正变得越来越重要，东盟国家已经连续五年成为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企业正越来越多地将亚太地区的近邻作为投资目的地。

四是，进一步聚焦“友岸”国家。2013年，中国提出了“一带一路”倡议，以此为起点，中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投资逐渐增加。从某种意义上说，可以把“一带一路”视为中国供应链安排的“友岸”。需要指出的是，与美国的“友岸”安排不同，中国“一带一路”倡议是开放、包容和非排他性的。2023年，中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直接投资占当年直接投资流量的23%。根据中国贸促会《2023年度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现状及意向调查报告》提供的信息，从地域看，近7成的企业对外投资优先选择共建“一带一路”国家。

问题五：以什么方式出海？

对于以什么方式出海，我们也可以看到一些发展脉络。

一是，从并购投资到“绿地投资”。所谓“绿地投资”，是指一个企业在外国市场上通过建立全新的生产设施或分支机构，从头开始进行直接投资的一种方式。中国企业对外投资在早期以并购投资为主，随着对外投资动机、主体和目的地的变化，如今中国企业更多地选择绿地投资的方式进入东道国。在2004年，并购投资占对外投资流量的54.4%，而到了2023年，并购投资只占对外投资流量的9.5%。

二是，从独资到合资。企业对外投资时，选择的所有制形式与企业自身因素有关，也与东道国的环境和要求有关。独资的优点是收益内部化，但缺点是成本和风险也独自承担。合资的优点是可与东道国合作方分担成本和风险，降低市场准入门槛，但局限性是收益也需要分享。在宽松的贸易环境和友好的投资环境下，独资是受青睐的投资方式。然而，伴随国际环境的变化，合资成为不得不考虑的选项，包括来自东道国的技术转让、收益分享等诉求。

三是，从“独行侠”到“抱团出海”。很长一段时间，企业出海更多的是基于“所有权优势—区位优势—内部化优势”综合考量的结果，体现为“独行侠”的模式，即企业独自到某一目的地去投资。然而在当下，越来越多的投资表现为“抱团出海”，即企业与其他企业一块儿到东道国投资。“抱团出海”可以通过产销支撑和信息传递助力企业克服东道国的市场不完善，从而实现投资。

四是，从环节出海到产业链出海。传统上，出海往往体现为产业链某一个环节的企业对外投资。现实的发展是，新赛道领域的产业链出海正成为一个趋势：中国在新赛道相对领先，产业链出海的供给能力强；其他国家在新赛道相对落后，对产业链投资的需求大。

五是，从单一模式到多元模式。过去，主要是产品资本项目的出海，而现在出海模式趋于多元化，包括基建、平台、智造、消费、技术、文化等模式，这不仅有助于灵活发挥各领域优势，而且也带动出海咨询服务供应商的兴起，直接服务海外终端客户。

六是，从“产能出海”到“生态出海”。传统上，出海表现为生产能力出海。伴随着人工智能等技术的发展，借助云技术和数字化平台，促进着产业链落地、本地化运营和规则输出的整合，实现“生态出海”。比如，在印尼动力电池项目中，华为云为宁德时代构建“镍矿—电池—回收”全链条数据提供支撑，实现能耗动态优化与零废料监管。

问题六：出海的收益如何度量？

传统上，企业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随着国际环境的变化，企业出海不得不纳入利润目标之外的考量，如安全等，出海目的也有所变化。一是通过出海促进多元化。借助出海改善产品市场和收入来源的多元化，保持市场需求和获利空间的稳定。二是通过出海提升供应链韧性。借助出海夯实供应商—销售商之间的关系，减少外来冲击的破坏性影响，提升供应链的韧性。三是通过出海确保经贸安全。当下，贸易摩擦和地缘冲突频繁，一些突发事件不可避免地波及经贸关系。在这种情况下，通过出海在世界不同地方布局投资，铺设经贸关系的“备用线路”，可以确保经贸关系的总体安全。

在这一背景下，评估企业出海的收益，需要有新的认识。首先，超越单纯的利润最大化。在不确定性的环境下，仅从利润角度评判企业出海是困难的。其次，要有系统性观念。从单一产业、企业、项目和目的地的角度看待出海的得失是有局限的，有必要从系统性观念出发来评判损失和收益。最后，要有长期眼光。在不确定的环境下，从短期的角度去看待出海的得失是不科学的，需要坚持长期主义。

问题七：出海需要什么政策支撑？

在出海方面，两个方面的政策支撑是很重要的。

一是，中国自身要优化政策和改善服务，促进更科学、更健康地“走出去”。首先，厘清企业在国内的供应链关系，更好地服务企业出海。要盘活存量数据资源（如税收数据），利用大数据工具梳理企业在国内的供应链关系，为企业出海尤其是产业链出海提供信息支持。其次，加强对东道国的投资环境评估，做好企业出海前期论证。充分利用第三方力量（如独立的研究机构和智库等）和现代技术手段（包括AI等），针对东道国的投资环境进行多维度、动态化和常态性的跟踪和评估。再次，完善企业对外投资综合服务体系，覆盖全流程、全周期，提供政策指导、信息共享、风险警示等一站式服务。最后，实施分类管理，既保持底线思维，又避免泛安全化。

二是，中国要借助和开拓各类双边和区域性的平台，促进更有效和更可持续性地“走出去”。首先，加快升级已生效的双边自由贸易协定（如中国—东盟FTA等）和区域性贸易协定（如RCEP等），更新和深化与投资相关的安排。其次，激活已经谈成的投资协定。在这方面，中欧全面投资协定（CAI）是一个例子。如能激活中欧CAI，就可以为深化双边投资关系形成一个制度性框架。再次，充分发挥对外投资合作工作组的作用，加强与东道国在营商环境上的沟通协调，着力拓展新兴领域的投资合作（如绿色、数字、蓝色经济领域）。最后，争取更多的贸易谈判机会，积极纳入与投资相关的议题。除了已有的贸易和投资协定之外，还要努力争取更多的贸易谈判机会，力争让双边投资关系得到覆盖。

问题八：是否存在企业出海的“中国模式”？

这个问题，没有明确答案，我提出来主要是和大家一起讨论。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初步总结一下中国企业出海的典型特征和经济学逻辑。

一是，中国是一个大国，也是一个中等收入水平的国家，这是双向投资良性互动的物质基础，在保持对外资吸引力的同时，也拥有了对外投资的动力。

二是，中国经历了从计划经济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型，作为经历过转型经济环境的中国企业，它们对投资目的地的适应性较强，包括市场相对完善的国家，也包括市场并不完善的国家。

三是，中国是一个发展并不平衡的国家。中国企业的谱系很宽，有达到和接近发达国家（地区）水平的区域企业，也有处于发展中国家（地区）水平的区域企业。

四是，作为同时拥有传统赛道和新赛道的国家，中国除了传统赛道的对外投资能力外，也在新赛道拥有了“领跑”和“独占鳌头”的对外投资能力。

五是，中国作为产业门类齐全的国家，拥有产业链出海的独特优势。

六是，中国同时拥有一批竞争力强的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国有企业可以在弥补市场失灵的对外投资方面发挥作用，民营企业则可以作为一般的利润最大化主体在对外投资中发挥作用。

七是，中国是世界上超过150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贸易伙伴，贸易联系为企业国际化和出海奠定了基础，提供了经验支撑。

八是，中国与绝大多数邻国签订了FTA，为“近岸”的供应链安排和企业出海创造了条件。中国也与152个国家和32个国际组织签署了有关“一带一路”的合作文件，这为“友岸”的供应链安排和企业出海创造了条件。

中国国情的特殊性、社会主义国家的制度优势，以及经济改革所取得的伟大成就，这些都给中国企业出海烙上了独特的印记。从初级产品出海到技术出海，从代工出口到品牌出海，从承揽项目到产业链出海、标准出海，中国企业“走出去”的边界正在不断拓宽。有理由相信，这不仅惠及中国自身，更将为世界市场带来更多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