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会”刚刚落幕，期间，环保部部长陈吉宁一次记者招待会上提到，环境科学中有一条“环境库兹涅茨曲线”，这条曲线所说明的是经济增长与环境质量之间在不同发展阶段上的变化关系。无独有偶的是，著名经济学家林毅夫先生也在“两会”的记者采访中表示，雾霾有三个主要的原因，第一个原因是跟发展阶段有关，其他两个原因则与能源和制度（执法）有关。上述两种表述在本质上有着异曲同工之处，即都认为环境质量与特定的社会经济发展阶段相关，通俗地讲，就是“贫穷的时候环境质量差，反之，富有的时候环境质量好”，这也正是环境经济理论中非常有名的“阶段论”。
林毅夫先生是我敬仰的经济学家，他所提出的“新结构主义”对中国经济发展进行了非常独到的分析，这一次，他仍从“新结构主义”理论出发，对雾霾的主要成因做出判断，我认为总体上也是正确的。但显然，到目前为止，用以解释环境质量变化的“阶段论”并非得到了普遍认同，在部分人心目中，“阶段论”几乎等同于“宿命论”，从而使得环境保护陷入僵局，就此，我们有必要进一步澄清“阶段论”中的认识误区，并探明其内涵。
一直以来，在所有有关生态环境保护的教科书或主要报告中，都有一句话，那就是“不走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所谓老路，指的自然就是西方发达国家曾经在环境污染上经历的惨痛教训。也不知道从何时起，西方发达国家的经历就这样被总结为“先污染后治理”的模式了。按此判断，作为后发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就应该吸取这样的教训，避开老路，转而采取“不污染不治理”或者至少是“污染和治理并行”的发展新模式。
应该说，对于西方发达国家在环境保护上的反思是极为必要的，但事实却证明，中国恰恰在这样的反思中又无可奈何地走上了一条“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问题究竟出在哪里呢？是我们的认识不够吗？实际上，这里面存在有着一个很大的误区，即我们错误地理解了“污染”和“治理”之间的时空和逻辑关系。
字面上理解，污染和治理无疑是属于反面和正面的两个典型，既然这样，逻辑关系很简单：既然要治理污染，并且付出很大的代价，那么为何不能在一开始就消除污染因素呢？这里面显然用“好坏”逻辑混淆了“前后”关系，显然，这个世界就根本不存在“先治理后污染”的例子，因为只有排放了“污染”，才会有“治理”一说，也正因为如此，无论是微观还是宏观上，污染的阶段和治理的阶段必然是错开的，而且是前后关系，这样简单的道理其实也正是环境保护“阶段论”的基石所在。即，环境破坏的阶段和环境治理并好转的阶段是一前一后分开的，这个发展规律并不是后发国家所能够轻易绕开的。就此而言，研究其中的规律自然极为重要。
由上所言，既然我们实际上是无法绕开“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那么是不是意味着环境质量的“先坏后好”成为一个必然规律，而所有后天的努力都是无济于事的？
对此，林毅夫先生也有过分析，认为经济结构与经济增长水平有相关关系，也就是说，经济增长水平越高，经济结构就越健康，而结构越健康，环境质量也就越好。事实上，林毅夫先生的判断中很看重经济结构，即健康的经济结构更有利于环境质量的改善，就此而言，我们实则不能对环境质量放之任之。因为，这里面存在一种可能，那就是在其他所有的条件相似的情况下，存在着健康程度不同的经济结构。
这样的传导关系固然容易理解，但却很有启发。如果说，经济增长水平与环境质量间的确存在某种确定的联系，那么，至少我们在这个“联系”中并非无事可做。有没有可能通过政府和市场等各方的努力来微调经济增长与经济结构的关系呢？或者有没有可能对经济结构与环境质量的关系进行微调呢？所有这些都是有可能的，这种可能性自然接着催生出环境保护技术和制度改变的必要性。
林毅夫先生对雾霾成因的判断中，技术和制度分属后两个成因。改变能源结构的核心是改变经济增长的技术路线，而加强环境执法的实质则是完善制度。对此两点，有很多人其实是抱有较大期望的，这也是近几年来，能源发展和完善环保法治成为重要议题的原因所在。不过，将技术和制度作为保护环境最重要抓手显然是对“阶段论”的一大误解。
表面上看，无论是在西方发达国家长期以来的环保实践，还是中国自身近期以来的环保工作中，技术进步和制度完善都有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和影响，但切莫忘记，大量的经济学研究都证明了一点，技术进步也好，制度完善也罢，其实都内生于经济增长。也就是说，技术和制度貌似直接促进了环保，但内在的机理却是，技术和制度的变迁先对经济增长产生了积极影响，然后再通过改变经济结构等因素间接地作用于环境质量。因此，道理很直白，如果技术和制度不首先推动经济的增长，那么，也就无法真正惠及环境质量。
到此，我们基本上可以在“阶段论”的基础上对当下的环境保护工作总结出几句话。第一句话是，环境质量与经济增长有关联；第二句话是，改变结构是关键；第三句话是，经济增长最保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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