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复旦大学文科资深教授、经济学院院长张军接受时代周报记者专访，就预期管理在宏观政策中的有效性、下半年的需求表现等进行了探讨。张军教授认为，对经济恢复要有耐心，可从提高家庭实际收入入手改善预期。以下为采访原文，我们转载全文，以飨读者。
人们常说“信心比黄金更重要”。去年年底，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世界经济展望》报告中，将2023年全球经济增速下调0.2个百分点至2.7%。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过去连续4次下调2023年经济增速预期，展现了对未来经济摇摆的不确定。
2023年上半年已经过去，情况似乎没有预期那么糟糕。中国今年上半年经济表现弱于预期，但部分行业需求旺盛，呈现一片较高景气度的景象。美联储再次释放加息信号、人民币贬值，系列新变化成为宏观经济的不确定因素。市场对下半年的经济复苏抱有更高期待。强预期与弱现实的强烈反差，也使得对宏观经济进行预期管理的话题被重新提及。
一、“没有预期管理会更糟糕”
时代周报：过去，你曾强调预期管理要放到宏观经济的中心位置。现实世界中，我们很难预料“尾事件”所带来的连锁影响。在不确定性越来越多的情况下，预期管理在宏观政策中仍有效吗？
张军：没有预期管理的情况会更糟。市场存在太多噪音，市场主体无法看清宏观经济的运行状态是否正常，需要根据预测值来判定，而对宏观经济做出短期预测是宏观管理当局非常重要的职能。西方国家主要通过央行来进行预期管理，如美联储会基于美联储董事每季度对美国宏观经济的预测值，做出一个点阵图向市场发布。中国除央行外，还有如发改委等的机构也应该进行预期管理，这样的话就需要每个季度定期发布对宏观经济的预测。从这个意义上说，宏观预期管理的核心，就是宏观管理当局向市场不断公布和修正对经济运行状况的预测，引导市场主体的看法，通过与市场主体不断磨合，逐步消除不确定性。这有利于投资者、企业、金融机构等市场主体形成对经济未来走势的把握和认知，稳定其行为。总之，预测是预期管理中极为重要的工具。要管理预期，央行或有关当局就要主动地发布预测。统计局应该每月、每季度公布更多具有信息量的数据。例如相对于同比增长率等数据，经过季节调整后的环比增长数据更重要，而且通过季度环比折年率，还可以预估年度增长率变化。有了预测值在先，还可以观察到一些宏观指标跟预测值的差距，市场主体经济表现是改善还是恶化了，这一信息对于理解宏观经济的运行状态是有价值的。
时代周报：当前，中国经济转型升级面临一定阻力，如何改变这一局面？
张军：宏观经济的所有指标都是相互影响的，甚至是互为因果的，很容易造成我们在分析一些现象时出现循环论证。比如，经济状况不好导致需求弱，但需求弱的原因是经济不好。有时候你会觉得宏观现象背后的头绪很多，但有时候一个单一的方面好转了，可能引起其它方面都会改善。所以，宏观问题看上去更复杂。为什么企业投资、老百姓消费意愿不高？老百姓的顾虑是挣钱可能越来越难了，因此大额消费要谨慎，家庭要做更多的预防储蓄。企业的顾虑是战线不能拉得太长，少投资项目，多去些库存，所以更愿意收缩而非扩张。一旦经济前景不乐观成为大多数人的共识时，总需求就会疲软下来，经济自然会变得更差。这是一个相互影响的过程。中国经济在2014年后增速开始放缓，当时还流行一个理论认为，经济放缓是必然的，因为中国经济进入到了“换档期”。如同开汽车一样，换档时首先要减速。经历了多年的持续放缓后，市场主体的预期发生变化了，他们会趋向于认为经济的增长能力不如从前，很多人会去适应放缓的环境和趋势，对经济前景变得不那么乐观，会下调对经济增长的预期。下调的预期下，支出变得谨慎，这便导致下一年的实际增长比上一年更差，从而不断积累经济下行的压力。加上这些年我们面临的内外环境发生了变化，各种掣肘和约束变多，货币政策、财政政策总体表现得偏谨慎和保守。政策力度不够，需求就拉不上去，使得经济没有进一步增长的需求条件，自然也难以支撑消费需求。
时代周报：需求与经济的循环影响要如何去打破或者改变呢？
张军：如今打破这个互为因果的循环比较难。在经济放缓头两年，出台短期政策去调整或许更有效果。正如前文所说，时间越久，预期越不容易改善，要扭转预期就更困难。要打破这个循环，关键仍然是要出台足够强力、能够让预期至少在某一方面有所改善的政策。现在有不同的建议，有些人建议要从放松房地产市场开始，在大多数地方取消限购和限贷，降低首付款比重；有些人建议要实行宽松的货币政策，持续降息；有些人建议要从缓解地方政府的债务压力入手，加快中央与地方债务置换等等。我建议要从支持家庭消费和减少家庭开支负担入手来改善预期。当然，如果这些政策可以组合起来变成一揽子政策，效果会更佳。这需要政府考虑最小资源约束，看看能够做到多大的范围和程度。至少，现在的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太大了，可以压缩不少，腾出15万-20万亿的资金盘子来支持这个组合拳。
时代周报：经济转型升级面临着哪些新阻力？哪些产业可以取代房地产成为中国经济新的“顶梁柱”？
张军：从趋势上看，房地产不可能再像过去那样成为拉升经济的支柱产业。中国经济的“换档期”，意味着要大规模投入科技支撑的新产业领域。中国在科技方面具备相对优势。过去数年，新产业领域吸纳了非常多的产业基金、投资基金，如新能源汽车的核心零部件、动力电池等。中国拥有宁德时代（300750.SZ）、比亚迪（002594.SZ）这样的龙头企业，使中国新能源产业在全球范围内都具备较强竞争力。
要注意的是，在其他新科技领域中，还有很多行业尚未能达到新能源这样的竞争力，仍然需要不断积累，特别是在掌握关键的核心技术上仍需要时间。要实现突破、减少对少数几个国家的技术供应链依赖，仍有一段距离。
二、“下半年或有一揽子政策”
时代周报：你曾说过“老百姓存款多恰恰是因为没钱”，目前仍认同这个观点吗？未来预期要靠消费拉动经济，老百姓该减少存款吗？老百姓应如何配置资产？
张军：存款多是因为老百姓有钱，这是很多人的误解。其实对老百姓来说，没钱才更需要存款。将更多收入用于储蓄，以抵御风险，是大多数人的考虑。经济放缓， 职工工资收入水平没有太大增长。这需要财政政策进一步加大支出和补贴力度，用于改善家庭的支出能力，特别是低收入家庭的收入需要保障，从总体上逐步改善消费需求。应该允许地方政府根据当地条件，尽快出台这类支持家庭收入的政策。在政府收入、企业收入均不宽裕的情况下，增加更多支出，需要容忍更多公共债务。地方政府债务盘子大，但中央政府债务相对安全。中央政府可以通过发行更长期的债券来置换地方政府的债务，从而有利于加大当期地方政府的开支。至于老百姓的投资渠道或理财，当前情况下，以不变应万变是上策。不要轻易改变策略，要有一定的定力，等待经济持续复苏和宏观局面持续改善。但经济在科技和生产率驱动下还会持续增长，更接近潜在水平的增长，不会再持续高于潜在增长率。
时代周报：强预期、弱现实形成的预期差，你觉得什么时候可以打破？有评论称，强预期向弱预期转化，可能将进一步加剧中国经济所面临的压力，你预期下半年会有强刺激政策吗？
张军：今年5月后，国际大投行纷纷调低了中国经济二季度、三季度乃至全年的增长预期。所以，我并不认为有什么强预期。目前一致的预期是，中国的宏观政策会有比较大的调整，而这个调整可能就在当下。6月中旬，国务院常务会议谈到了下半年的经济政策重心要转向需求管理，因此市场对7月中旬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作出政策调整有所期待。尽管这些年强调不搞“大水漫灌”的政策，但现在已经到了不容忽视需求管理的时候了。一揽子的政策就不仅包括财政货币政策，还应该包括很多其它政策，比如家庭收入支持计划、出口支持政策等。而且，这些政策要有足够的冲击力，才能对经历了三年疫情冲击的经济有强心剂的作用。
时代周报：美联储发出了年内仍有2次加息的预期信号，而中国则进行了降息操作。如何理解中美之间不同的操作？中国当前的做法是否与美国2008年时的操作有相似性？中国会面临低利率、低通胀、低增长的困境吗？
张军：中美面临的内部环境不同，美国有通胀，中国没有，所以货币政策的操作自然有不同的方向。过去三年，美国的疫情蔓延很严重，经济受挫，货币当局需要降息操作。中国的疫情总体上没有蔓延，货币政策相对而言自然就不需要那么激进了。另外，美国在调整货币政策时一般不需要考虑对其它国家的影响，但中国就不同了，我们跟美国面临的约束条件的多寡不同。调整货币政策时要考虑很多影响，比如对人民币汇率的影响，对国际贸易、对资本市场的影响。还有在贷款利率高于存款利率的利差局面下，中国的银行才能生存。因此，中国的利率降到0是不可能的。低增长、低利率、低失业率的说法是不严谨的，美国曾经出现这个现象，但只是表象，后来高通胀就很快来了。中国的利率不可能像西方国家那么低，这是国情决定的，国内要加大拉动需求的力度。
时代周报：在经济结构上，中国与欧美发达国家是错位关系。中国是制造业大国，经济驱动正在发生转化吗？你如何看待A股市场？
张军：中国未来的经济增长会更多来自于科技技术的进步。一个比较有趣的现象是，虽然整体需求水平较弱、宏观经济较冷，但毕竟中国经济每年还有5%左右的增长，且没有衰退。背后的增长来源是新科技领域的新兴产业。它们经历了过去一二十年的积累，现在正处于“青壮年时期”。对于A股市场，我不能预测。但资本市场总会反映出经济新动能的转变，这是我最简单的看法。但毕竟我们在经历这个转变过程，一些赛道长期很有前途，但也可能在短期经历“成长的烦恼”，出现过度拥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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