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3月26日至27日，由浙江大学共享与发展研究院、浙江大学经济学院和浙江财经大学经济学院主办的第一届“发展·共享”论坛在线上召开。复旦大学文科资深教授、经济学院院长张军应邀发表了题为“中国的劳动报酬份额为什么由降转升了？”的主旨演讲。张军教授认为：中国2007年之后的劳动报酬份额上升主要是由资本提升型的技术进步带来的，传统观点所关注的经济结构转型或许并没有在该阶段发挥主导性作用。经预测，至2035年，中国劳动报酬份额约达59.8%，较之当前虽有所提升，但与发达国家仍有差距。
世界投入产出表（WIOD-SEA）和国家统计局分省年度数据都不约而同地表现出，2007年后中国的劳动报酬份额由降转升，这一现象背后是什么因素在起作用值得探讨。
目前关于中国劳动报酬份额的研究大多集中在2007年之前，这一阶段中国的劳动报酬份额始终处于下降态势，研究角度也多从经济结构转变入手。面向2007之后的研究相对有限，而且延续了之前的研究方法，认为2007年之后劳动报酬上升同样受到经济结构转型的影响。具体来说，现有研究多认为可贸易部门的劳动报酬份额较低，而不可贸易部门的份额较高，2007年之后可贸易部门增加值相对份额的下降是劳动报酬份额上升的重要原因。但数据结果表明，可贸易部门与不可贸易部门都出现了相同的劳动报酬份额变动趋势，这说明另有原因促使劳动报酬份额提升。
我们认为，影响中国劳动报酬份额提升的因素是多方面的，惯用的局部均衡模型对问题的把握可能不够全面。因此，我与学生张席斌和张丽娜合作在最近的一项研究中构建了动态一般均衡模型对此问题加以解答。我们在模型中纳入部门全要素生产率冲击、贸易成本冲击、部门投资冲击、总需求冲击、劳动供给冲击、部门内资本提升型技术进步相对于劳动提升型技术进步的冲击等六种冲击，利用福利经济学第一定理及动态“帽子算法”（Dynamic Hat Algebra）求解均衡。理论分析表明，当达到动态均衡时，若资本与劳动的替代弹性小于1，即二者互补，资本提升型的技术进步快于劳动提升型技术进步会产生更多的劳动需求，促进劳动边际产出不断上升，劳动报酬份额也将随之上升；若资本与劳动互相替代，资本提升型的技术进步慢于劳动提升型技术进步会挤出劳动需求，劳动报酬份额也就随之下降。其次，各种冲击也会通过影响均衡的资本租金水平与劳动力工资水平，进而影响劳动报酬份额。
图1 各种冲击的还原
模型拟合结果显示，六种冲击中只有资本相对于劳动的技术进步在同一时间段快速提升，且替代弹性小于1，结合理论分析不难得出其推动劳动报酬份额提升的结论，经分解发现这一冲击具有70%的解释力。关于多数文献关心的部门间转型问题，我们发现，相对于部门间的转型效应，2007年之后劳动报酬份额的变化90%以上的解释力来自部门内部。此外，从冲击的国别类型来看，来自中国自身的冲击是导致中国劳动报酬份额U型变化的主要因素，其他国家冲击的解释力度相对较弱。从国际视角看，大多数发达国家的劳动报酬份额自上世纪八十年代起就处于下降阶段，而其在2000-2017年间下降的主要原因是生产率的下降和劳动提升型技术的进步。
图2 实际数据中劳动报酬份额部门内与部门间的分解
最后，当把世界所有冲击水平控制在2017年时，我们预测中国的劳动报酬份额在2035年会达到59.8%（2017年约为55%）。这一水平虽有所提升，但相较于发达国家而言仍然较低。中国技术进步所带来的劳动报酬份额提升一方面得益于国内自主创新能力的提升，另一方面也是受到在“四万亿”刺激计划过度投资导致资本回报率下降的影响。要想持续提升劳动报酬份额，中国仍需在提升部门全要素生产率、提升投资效率及降低贸易成本上下功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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