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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点 | 奚锡灿:人口红利消失了,为什么还有那么多人失业?

  发布日期:2022-02-16  浏览次数:

▲2020年12月24日,江苏省淮安市行政审批中心广场,上千市民排队申领失业补助金。| 来源:人民视觉


只要劳动力市场还存在各种摩擦,那么无论是人口红利的消失,还是政府实施的各项政策,都无法让失业彻底消失。如果政策让劳动力市场变得更加“刚性”,失业还将加剧。

奚锡灿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助理教授


1月17日,国家统计局公布数据显示,2021年人口出生率为7.52‰,在2020年8‰的基础上继续下探。与此同时,65岁以上的老年人口突破了2亿,占总人口的比重达到了14.2%。按照联合国的界定,65岁以上老人占总人口超过14%就进入中度老龄化社会,可以说,中国从2021年起已经稳定地跨入了中度老龄化社会,我国曾经丰富的青壮年劳动力资源,已经成为了历史。

物以稀为贵。人口红利逐渐消失,按理说会让劳动力变得相对更“金贵”。然而,同样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字,我国仍有大量劳动力处于失业状态。2021年11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5.0%,其中,在人口结构中快速减少的16-24岁劳动者,失业率反而高达14.3%。人口红利的消失,为什么没有让失业问题一并消失?这个问题,大概比你想得要复杂一些。


一、“躺平”不算失业

你可能会认为,答案很简单:现在的年轻人“卷”累了,所以直接躺平,不想工作了。这种现象也许确实存在,但却不是这个问题的答案。因为,经济学和相关统计中的“失业”有一个明确的前提,那就是失业者要有工作的意愿,且正在积极地寻找工作。如果你躺平了,连工作都不去找,那就等于直接退出了劳动大军,在相关统计中连失业者都算不上。

类似地,一个毕业生因为就业前景不妙而选择考研或进修,也不会被算作失业者;一个人因为在劳动力市场接连碰壁,心灰意懒,退回家庭成为全职主妇或煮夫,也不会被列入失业。换句话说,失业者只是没有工作的人中的一部分,另外还有大量的“隐蔽失业者”。从这一点上讲,失业还不是最糟糕的状态,因为失业者起码还心存希望,抱有积极参与的态度。

对我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来说,现有的失业率指标还有一个很大的局限——我国目前使用的城镇调查失业率,是以城镇常住人口为调查对象的。然而问题在于,流动的农民工是我国城镇劳动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当城镇劳动力市场恶化时,一部分农民工就选择退回农村,从城镇失业调查中消失了。这部分返乡农民工,在家乡是不是有充足的就业?他们中有多少能被农业这个“大蓄水池”所吸纳,还有多少能参与“就地工业化”?这些重要的问题,目前还没有很好的公开统计资料来回答。


二、失业曾经是个巨大的谜

经济学的预测能力一直饱受质疑。作为回应,张五常曾经举过一个很妙的例子,来说明人类行为是可以预测的:一张百元大钞出现在人来人往的人行道上,即便四周没有风,也会很快消失。然而,在现实中,各国都有大量劳动力处于失业状态。这意味着宝贵的人力资源正在被大量闲置。以美国为例,失业所造成的人力资源浪费,可以达到美国历年GDP的3%-8%。这个数字是惊人的。这不仅仅是一张百元大钞在人行道上没人捡,而是成吨成吨的黄金扔在路上没人捡,岂不是怪事?

正因为此,失业的普遍存在,曾经在很多年里困扰着经济学家们,成为经济学的一大谜题。在这个谜上,又加上了另一个谜:一方面,每年都有大量的工人失业;另一方面,大量的企业却招不到需要的工人,造成工作岗位空缺。根据美国劳工部的数据,2014年12月,美国工人的失业率为6%,而企业的职位空缺率也超过3%。这两件事,是如何同时存在的?

幸运的是,经过几代最聪明的脑袋的思想接力,今天经济学界大体上达成了共识:失业的普遍存在,是因为我们生活在一个不完美、有“摩擦”的世界。在这个不完美的世界里,失业是劳动者和企业相互磨合、相互博弈的结果。加深对失业的理解,也就是加深对真实世界的运行逻辑和局限条件的理解。

根据失业者的境况不同,我们大体可以把他们分成两类:第一类失业者有更多的选择权和自主性。对他们来说,失业更多的是一种主动选择,是为了寻找更好的工作而付出的代价。然而,并不是所有失业者都这么幸运。对另一类失业者来说,失业完全是迫不得已,是欲求一职而不得。尤其在经济萧条时,这类失业者的数量就大幅增加了:在美国大萧条期间,失业率曾达到惊人的25%。这部分失业的根源又在哪里?


三、有些失业,是为了找到更好的工作

毫无疑问,每个求职者都想找一个最适合自己的好工作。假如我们生活在一个“无摩擦”的理想世界,可以通过一个超级电脑,立刻计算出求职者和工作之间的最佳匹配,那么这些失业就完全没有存在的必要。问题在于,在我们生活的真实世界里,劳动者要找到合适的工作,经常要付出大量成本。这些成本,可能来自地理、信息、技术和制度等多重因素的限制。

古希腊的德尔斐神庙有一句神谕:认识你自己。这件事,何其难也。对一个刚出校门的年轻人来说,真正认清自己的兴趣和能力,绝不是一朝一夕的事,需要不断地尝试、探索和磨合。既然连自己的兴趣和能力都认不清,又怎么能知道什么工作最适合自己?而即使你对自己有清楚的认识,但用人单位的HR却可能看不到你的长处。在另一些时候,最适合自己的工作远在千里之外,入职意味着巨大的迁移成本。

这有两个重要的后果。首先,现实世界中劳动者和工作之间的配对,常常不是最理想的。其次,有一些比较“倔强”的工人,并不想凑合,想要通过不断尝试、探索和磨合,找到更适合自己的工作。只要失业对他们来说不是特别可怕,他们就愿意承担这个风险。于是,劳动者的失业和工作岗位的暂时空缺,就同时出现了。这样看的话,失业虽然造成了资源的闲置,但也有其积极的一面,可以让劳动者和工作之间匹配更合理。

从这个角度,我们也可以理解我国16-24岁青少年的高失业率。实际上,在世界各国,这个年龄段的失业率都是很高的。原因在于,16-24岁的劳动者通常没有家庭负担,“一人吃饱全家不饿”,而且经常可以得到父母的接济,所以失业对他们来说没有那么可怕。而他们对自身的兴趣和能力又很迷茫,所以恰好可以利用这段时间,不断尝试新的机会,直到找到与自己的兴趣和能力最为匹配的工作。但在这个磨合的过程中,他们会频繁处于失业状态。相比较而言,中年“社畜”上有老下有小,背着沉重的房贷,一旦失业就是灭顶之灾,因此小心翼翼、如履薄冰,反而失业率更低。

人类对于美好生活的追求是没有止境的,因此,这一类失业大概是永远不会消失的。随着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劳动者对“好工作”的标准也在不断变化。在几十年前,对一个农村娃来说,能在城里的工厂找到一个流水线工作,就值得喝酒庆祝。因为厂里的活虽然苦,但比起干农活,收入高了好几倍。到了今天,即便是农村出来的孩子,工厂对他们的吸引力也大幅下降了。道理很简单:新一代的劳动者,比他们的父辈更在意生活质量、工作环境和工作带来的满足感和成就感。而我国制造业工厂开出的条件,往往不足以补偿新一代劳动者在这些方面的需求。


四、“被失业”,因为工资太“刚”了

另一些失业者就没有那么幸运了。在1929-33年的大萧条期间,美国大量失业者挣扎在温饱线上,找不到可以糊口的工作,绝没有挑选工作的余地。受这些情景刺激,“宏观经济学之父”凯恩斯提出了“非自愿失业”的概念。这些失业者愿意在现有(甚至更低的)工资水平下工作,但却没有企业愿意招聘,结果就“被失业”了。凯恩斯凭借数十年深厚功力,深思熟虑后作出了诊断:这一类失业,主要是因为工资太“刚”了。

在市场经济中,供给和需求是最基本的决定力量。如果我们用供求关系去理解劳动力市场,那么,非自愿失业就是因为劳动力供大于求。所以,起码有一部分失业者,愿意接受比现在更低的工资。所以,只要企业下调工资,就能用更低的成本来使用这部分劳动力。例如,那些过了35岁又不幸被“优化”的程序员,如果一定要在两个惨淡的选项中做选择,我想起码有相当一部分,更愿意接受的是降薪而不是失业。问题在于,在现实生活中,工资似乎具有很大的“刚性”,难以向下调节:在经济萧条时,很多企业选择的不是下调工资,而是裁员。

接下来的问题自然是:工资为什么会这么“刚”?企业为什么很难向下调整工资?一个大家都容易想到的原因是,企业非不为也,是不能也。在许多国家,有各种市场之外的力量(例如工会和政府的劳动法规),限制了企业所能设定的工资水平。然而,在另一些国家,这些非市场力量很弱,但工资“刚性”和非自愿失业依然广泛存在,这又是为什么?这个问题,也曾经长期困扰着经济学界。

20世纪70-80年代,一批头脑活跃的青年经济学家,包括后来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里茨和阿克洛夫,以及美国现任财长耶伦等,提出了一种深刻的理论来解释工资的刚性,这就是“效率工资”理论。效率工资理论有好几种不同的形式,但共同特点是,强调企业在经营管理面临的各种摩擦因素和隐形成本。正是因为这些摩擦的存在,企业把工资定得比失业者愿意接受的水平更高,反而能提高生产效率。这也就解释了工资为什么会有刚性:因为下调工资等于损害生产效率。

这其中,最流行的是夏皮罗和斯蒂格里茨的“偷懒”或“摸鱼”(shirking)理论。在这个理论中,企业没有办法时时刻刻监督工人的表现,因此工人有了上班“摸鱼”的机会。企业为了让工人尽可能地少“摸鱼”,想出了“胡萝卜加大棒”的政策:企业付给工人的工资,要比失业者愿意接受的水平高。然而,更高的工资,对应的是更严格的职场纪律和更高的失业风险:工人一旦“摸鱼”被抓现行,就很可能被开除。因此,高工资并不是因为企业家“心善”,而是企业“胡萝卜加大棒”政策的一部分。有了这根胡萝卜,企业的“大棒”才更有威力。较高的工资与较高的失业是并存的。

效率工资的另一个好处,是减少熟练工人的流失。这对企业也极为重要,因为可以节省大量的培训成本。很多时候,企业宁可用高薪保住熟练工人,也不想要更便宜的新手。1914年1月5日,美国福特公司宣布将工人日薪提高一倍至五美元一天。这一消息当时震惊了世界,大量工人从美国各地涌入底特律,跑到福特公司门口排队求职。这是因为亨利福特突然良心发现,一心想要回馈社会吗?并非如此。

1913年,福特首创汽车流水线作业,把生产一辆汽车的时间缩短到了原来的1/6。然而,对工人来说,流水线作业极为单调枯燥。因此福特公司的工人经常消极怠工,流失率也极高:为了维持一支14000人的工人队伍,福特需要雇佣52000人以上。而训练新的工人去适应流水线生产,成本又相当高。“五美元一天”的政策实施后,福特公司的工人流失问题很快得到了解决,当年产量也增长了约20%。然而,与“胡萝卜”政策相匹配的还有福特的“大棒”政策,即严肃和整顿工人的纪律。福特不仅大量开除迟到和旷工的工人,还把手伸到了工人家里,成立了所谓的“社会部”,去监督工人的酗酒、赌博和家暴等行为。


五、在不确定的世界里,“灵活性”极为宝贵

实际上,不单是工资“刚性”,劳动力市场其他方面的“刚性”和僵化,也会使失业者更难找到工作。而这些僵化的源头,有时候竟然是本意为了更好地保护劳动者的政策。

20世纪60-70年代,欧洲和美国两边的劳动力市场出现了重要分化。在这段时间,欧洲国家普遍建立了强大的社会保障和劳工保护体系,出台了大量旨在保护劳工权益的政策。不幸的是,这些政策产生了一个意想不到的后果:欧洲的劳动力市场变得更僵化了,伴随而来的是失业率的快速上升。20世纪70年代初,欧洲国家的失业率还在2-3%之间徘徊,远低于美国的6%。到了90年代,形势就逆转了:欧洲国家的失业率飙升到10%,而美国依然是6%。

以欧美两地解雇成本的差异为例。在意大利等欧洲国家,企业解雇一个工人,要付出比美国企业更高的解雇补偿金。这毫无疑问是为了保护工人,防止企业随便解雇工人。然而,在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经济环境下,这个政策产生了复杂的后果:企业虽然会在裁员时更谨慎,却也会在招人时更小心。企业会预料到,万一将来哪一天生意不好了,自己既养不起那么多员工,又付不起那么多解雇补偿金,所以不如现在就少招几个工人。结果失业者能找到的工作机会也减少了。

在新冠疫情之后的世界里,唯一确定的一点,是我们面临很大的不确定性。在不确定性中,充分保持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和弹性是很有价值的,对于失业中的劳动者尤为重要。

实际上,相对灵活的劳动力市场,正是我国国际竞争力的一大来源。在过去两年里,面对动荡的国际政治经济环境,我国的制造业出口不降反增,逆势上涨。这个变化的先决条件当然是我国有效控制了新冠疫情,使生产得以迅速恢复。但这并不是唯一的原因:在充满不确定性的国际市场中,只有保持了高度灵活性的企业,才能驾驭这些不确定性。以去年我对浙江农村的观察为例。新冠疫情爆发之后,国际市场对我国纺织产品的需求大幅上升。但是,这种上升暗藏着短期的很多不确定因素,增长中有极大的波动。而浙江的纺织企业充分利用了本地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很好地化解了不确定因素。

纺织企业的很多工序,技术含量不高,农村妇女足以胜任,而当地又有许多处于“隐蔽失业”状态的农村妇女。于是,在国际市场需求比较高时,这些企业就用较高的工资和较好的待遇(例如包三餐、包车接送等),把这些闲散劳动力组织起来。一旦国际市场需求下来了,企业就逐步下调这些工人的工资和待遇,直到不再雇佣。等下一波需求再起来,企业又重复上面这一过程,总是可以根据国际市场需求的变化,灵活地调整产量。

这样的灵活调整,在刚性和僵化的劳动力市场是无法实现的。在这些地区,不但工资有刚性,企业也不能灵活地调整雇佣的人数,因此很难应对国际市场的不确定性:即使当前的国际需求上来了,企业也不敢大量增加劳动投入,因为一旦将来国际需求回落,他们难以承担解雇工人的额外成本。

在许多城市中产和白领看来,这一类缺少保障的“灵活”就业也许不值一提,都算不得是真正的工作。但是,对失业或隐蔽失业的底层劳动者来说,获得一个月甚至半个月的工作,那就是宝贵的增加收入的机会。因为,灵活就业原本就是雪中送炭,而不是锦上添花。

看到这里,大家应该明白了:失业根源于我们这个世界的不完美。只要劳动力市场还存在各种摩擦,那么无论是人口红利的消失,还是政府实施的各项政策,都无法让失业彻底消失。实际上,从各国的实践来看,一项政策要降低失业是十分困难的,增加失业却极为容易。古人云,过刚易折。这句话用在这里再合适不过了。它提醒我们,我们的政策要有保护劳动者的热切心肠,但也要有冷静的头脑作为指引。否则,劳动力市场变得更加僵化,将反过来伤害劳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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