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入WTO之后的十几年，也是中国五千年历史上经济增长最快的时期。图为2021年11月29日，北京，太古里三里屯，这里于2008年投入运营，是一处著名商业中心。文：奚锡灿 |图：视觉中国
今天大概很少有人会怀疑，中国在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是做对了。然而，如果我们把时钟拨回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设身处地，从当时人的视角出发，这个问题的答案恐怕就没有那么确定了。
中国“入世”，真的做对了吗？如果做对了，又对在哪里？
一、中国“入世”并不必然
首先需要说明的是，WTO不是中国对外开放的唯一窗口。
在加入WTO之前，中国的对外贸易就已经历了爆炸式增长：从1978年到2000年，中国的对外贸易就增长了二十倍以上。同时，整个1990年代，中国是世界上第二大外资输入国，所接受的外国投资占所有发展中国家总和的三分之一以上。所以，即便不加入WTO，看起来中国的对外开放做得也不错
事实上，中方在“入世”谈判中，就很有技巧地利用了这一点。例如，1999年4月，时任总理朱镕基在接受《亚洲华尔街日报》采访时就强调：“过去13年的历史已证明，没有世贸组织我们也照样活下去，而且做得越来越好。”
其次，中国加入WTO的过程，比当时WTO任何一个成员国都要坎坷曲折得多；中国为“入世”所做承诺，也在深度和广度上远远超出了其他任何一个WTO成员国。
在著名的“乌拉圭回合”结束后，关税与贸易总协定（GATT）在1995年改组为世界贸易组织（WTO）。与关税总协定相比，WTO要求新加入的成员在更大范围内开放国内市场，包括在农业、服务业、知识产权、外国直接投资等比较敏感的领域。不单如此，即使与1995年之后加入的其他新成员国相比，中国在申请加入时也得到了“特殊照顾”，不得不额外做出更多承诺。如果当时的网络像今天这么发达的话，光是这一点，就足以激起我国民意的极大反弹。那些承诺，必然会在短期内对我国的许多行业造成负面冲击。
从中国“入世”的具体历程来看，也是一波三折，险象环生。这一点，在夏华胜编著的《世纪谈判——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台前幕后》、王毅的《世纪谈判——在复关/入世谈判的日子里》等书中，有生动的描述。
例如，早在1999年4月，朱镕基就判断，“我们对4月底达成协议是充满希望的”。结果，当年5月8日，北约悍然向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发射导弹，中美关系降到冰点，几乎葬送了双方之前所有的谈判努力。
今天我们当然知道，加入WTO对中国来说好处极大、成本很小。但在二十多年前，答案却远远不是那么清楚的。实际上，当时无论是知识界也好，舆论界也好，都有大量的声音，认为加入WTO对于中国的好处是不明确的，但却一定会冲击我国的相关产业，因此“入世”不是当务之急。中国能成功“入世”，实在是天时、地利、人和缺一不可，尤其与决策者的远见、气度和决断是分不开的。当年中国若是与WTO失之交臂，恐怕也不是没有可能。
二、WTO是一个可以讲理的地方
既然在“入世”之前，中国的对外贸易和外资利用已在飞快增长了，那么，中国为什么还要加入？一个直接的回答是，WTO代表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贸易体系，是一个可以讲理的地方。
WTO所强调的贸易规则，对中国对外贸易的重要意义，再怎么强调都不过分，但现在大家身在此山中，反而不容易认识到它的重要性。实际上，在“入世”之前，由于中国不是WTO（或其前身GATT）的成员国，因此，如果中国企业受到了别国的贸易歧视或制裁，是没有地方去申诉的。对这一点，即便在“入世”之后的2002年，朱镕基仍然耿耿于怀：“不加入世贸，连讲理都没有一个地方，人家可以随便制裁我们、歧视我们。”
另外，在整个1990年代，中国的出口量虽然快速增长，但中国出口企业的头顶，却一直悬着一把利剑：中国的主要贸易对象，例如美国，当时并未给与中国所谓的“最惠国待遇”（后来改叫“永久性正常贸易关系”，英文缩写为PNTR）。这就意味着，美国人随时可能以各种理由，收回对中国的最惠国待遇，把对中国的平均关税从4%提升到30%。
靴子落地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不知道靴子什么时候落地。因此，这种悬而未决、随时可能收回的状态，成了中国企业参与国际贸易的重要阻碍。
在中国确定加入WTO后，悬在中国企业头上的利剑消失了：2000年10月，时任美国总统克林顿签署了与中国确立PNTR的法案。该法案将永久性保证中国产品与几乎其他每个国家的产品一样，以低关税进入美国市场。2001年12月末，在中国正式加入WTO后，时任美国总统小布什正式宣布给与中国PNTR地位，这一贸易地位将从2002年1月1日起生效。之后，中国企业一旦受到了贸易歧视或制裁，也可以通过WTO去申诉或申请仲裁。
这些变化，对中国企业的出口是个良性的刺激。美国学者Kyle Handley与其合作者的研究发现，在2000至2005年间，中国出口之所以飞速增长，关税不确定性的消除起码可以解释其中的三分之一。而根据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李志远等人的研究，关税不确定性的下降，不但促使更多中国企业参与出口，同时还挤出了低效率的出口企业，因此改善了不同企业之间的资源配置，提高了总体生产效率。
应该说，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WTO提供了一个可以讲规则和讲道理的贸易平台。这对于快速成长中的中国经济和中国企业，极为重要。
三、外循环带动内循环
“入世”的另一重意义，是让中国全面、深度融入世界性的生产网络和分工体系，通过外循环来带动内循环。
与二战前相比，当代国际贸易的一个显著特征是分工越来越细，生产越来越分散化、“碎片化”。以手机的生产为例，芯片可能来自A国，屏幕可能来自B国，而组装可能由C国完成。因此，在全球范围内，存在一个紧密连接的生产网络和价值链条，而没有哪个国家能包打天下。对发展中国家，这无疑是个很好的消息：即便它们的科技不发达，也能参与全球生产网络的某些环节，进而从全球分工和贸易中获利。
在“入世”之前，中国企业与全球生产网络之间，存在很大的隔阂。即使在1990年代后期，中国企业能向国外出口什么产品，能从国外进口什么产品，仍然受到政府的严格管制。在1999年之前，中国对外贸易的经营权，绝大部分掌握在国有外贸公司、大型国企和外企手里，只有极少数民营企业能够获得所谓的“自营进出口权”。根据哥伦比亚大学商学院教授魏尚进与其合作者的研究，进出口贸易权的过度管制，给中国带来了严重的资源错配和效率损失。
“入世”之后，中国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在进出口贸易上有了更多的自主决定权，因而有更多的机会融入全球生产网络和分工体系。这让当时的中国能充分发挥比较优势，利用自己规模庞大而相对低廉的劳动力，参与全球价值链上相对下游和劳动密集的环节。当然，一种担忧就起来了，认为这会把中国锁死在低附加值和低利润的环节里。事实证明，这种担忧小看了中国人的聪明才智和创造力。英国诺丁汉大学学者俞志宏等人的研究发现，随着时间推移，中国企业在全球价值链上向更多的、更上游的生产环节扩张，结果是利润和附加值的提升。因此，尽然存在内外结构的种种不平衡，外循环仍然带动和促进了内循环。
举一个更为具体的例子，这个例子来自日本国立政策研究大学院大学教授邢予青的研究，主角是大家都熟悉的iPhone。2009年，iPhone 3G出来的时候，中国大陆只参与了 其全球生产中一个环节，那就是由富士康工人所完成最后的组装。中国工人每组装一台iPhone 3G，所创造的附加值不到7美金，仅占iPhone 3G市场价值的3.6%，确确实实是劳动密集且附加值极低。然而，仅仅九年之后，2018年，iPhone X出来的时候，中国企业已经广泛参与到了iPhone X全球生产的10个环节当中，包括电池组和印刷电路板等的生产，所创造的附加值已经占到iPhone X市场价值的25%。这一惊人的跃升速度，反过来也证明了融入全球分工体系的正确性和必要性。
四、啤酒和农民工
“入世”给中国带来的第三个好处，是以开放来倒逼和推动改革。
这一点，朱镕基在“入世”谈判中就曾多次强调。为履行“入世”承诺，从中央到地方，中国清理、修订了大量法律和规章，以便和国际规则全面对接。因此，“入世”直接或间接改善了中国国内的资源配置。这里简单谈谈两个例子。
第一个例子是地方啤酒品牌的消亡。这件“小”事，意义不小。它折射出的是入世之后，地方保护主义的消减和全国大市场的真正一体化。
在八零后和九零后的童年记忆中，往往有一个属于自己家乡的啤酒品牌。根据中山大学岭南学院教授孙群燕与其合作者的统计，在“入世”之前的1997年，我国各地竟然有500多个啤酒品牌，其中最大的燕京啤酒和青岛啤酒，加在一起也只占全部市场份额的5%。
啤酒市场如此分散、诸侯林立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因为当时地方保护主义盛行。啤酒企业历来是地方的利税大户，因此，地方政府千方百计保护本地啤酒企业，同时为外地企业设置各种进入障碍。两个地区因为啤酒销售而发生摩擦，甚至闹上公堂，屡屡见于当时的报章。
为履行加入WTO的承诺，2001年4月，国务院发布《关于禁止在市场经济活动中实行地区封锁的规定》，以规范市场竞争，打击地方保护。并且，随着对外资限制的放松，此后几年，外资企业不断进入中国啤酒市场，攻城略地，进行兼并和收购。受此刺激，有竞争力的国产啤酒企业，例如青岛、燕京和雪花等，也加入了这场游戏。
在内外合力下，中国的啤酒市场才不断从分割走向整合。这不但提高了生产效率，也让消费者有了更多选择，不必只喝来自家乡的啤酒。也只有这样，我们这个14亿人的大国，才能真正吃到国内“大”市场的规模红利。
第二个例子是农民工数量的增长。它的意义更大。在我看来，这才是中国“人口红利”的真正来源。
大家知道，长期以来，中国的户籍制度限制了城乡之间的人口流动。“入世”之后，东部沿海工商业部门的劳动力需求爆发式增长。为适应这个新的变化，政府取消和清理了对农民跨区流动和进城务工的许多不合理限制。例如，2003年，国务院发出通知，要求取消对企业使用农民工的行政审批和农民进城务工就业的职业限制。同年，国务院公布《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同时废止《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这意味着限制人口流动的“收容遣送制度”步入历史。此后，农民工数量稳步增长。到2020年，中国农民工数量已超过2.8亿，流动人口数量更高达3.76亿。
把将近三亿的农民从低效率的农业部门释放出来，对中国的经济增长和现代化有巨大的作用。我们经常讲“人口红利”，但是把它当作了一个静态和存量的概念。实际上，人口只有在这种跨地区和跨部门的大规模流动中，才能因为生产效率的提高而产生“红利”。世界上为数众多的发展中国家，正是缺少了这种大规模的流动和转型，所以只有“人口”而没有“红利”，无法从马尔萨斯陷阱中跳出来。
“入世”直接或间接引发的大规模人口流动，对中国迈向共同富裕也有决定性意义。大家知道，中国收入不平等的一大来源，是城乡之间的收入不平等：城市地区的人均收入，在很长一段时期内，一直维持在农民收入的三倍左右。在很多地方，农民辛辛苦苦耕作一年，不如进城打工一个月。因此，把近三亿农民吸纳进入全球化的分工体系，吸纳进入生产效率相对更高的工商业部门，可以说是中国在共同富裕道路上迈出的关键一步。
五、“入世”二十年，中国经济脱胎换骨？
正是由于“入世”的上述几重意义，在“入世”之后， 中国经济无论在质量还是结构上，都发生了脱胎换骨的变化。这里选取简单的三幅图，我想大家就能看得明白。
▲图1. 清末以来中美两国人均GDP变化
在图1里我们看到，加入WTO之后的十几年，是中国自清末以后的一百多年里，人均GDP提升最快的时期，大大拉近了中美两国之间的差距。而在清末以前，根据经济史学家的研究，中国长期处在马尔萨斯陷阱里，并没有实质性的经济增长。因此，也可以说，加入WTO之后的十几年，也是中国五千年历史上经济增长最快的时期。
一个经济体的现代化过程，也是农业的重要性不断下降的过程。虽然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部门，但如果农业在宏观经济中占比过高，那么这个国家就很难摆脱马尔萨斯陷阱。从图2中我们看到，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过程，同时也是农业的相对重要性不断下降的过程，但这一过程在“入世”之后大大加速了。前面我们所强调的人口流动和农民工数量的增长，是这里最为关键的因素。
▲图2. 农业占中国总就业的比重
最后，“入世”既是远水，也解近渴。20世纪最后几年，中国的工业部门，在内部经受了改制的阵痛，在外部受到了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内外夹击下，就业形势极为严峻：根据《朱镕基讲话实录》，从1998年到2000年年底，国企下岗职工累计达2500万人。在图3中我们也可以看到，从1998年到2002年，中国工业部门就业罕见地下降了1000多万。然而，从2002年开始，工业部门就业出现了强劲反弹，从2002年的1.6亿一直上升到2014年的2.3亿。
▲图3. 中国工业部门就业
当然，二十多年前的人们，是没有办法准确预见到这一切的。而我们作为“事后诸葛亮”，需要充分进入彼时彼地的情境，才能对当时的人产生“了解之同情”。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理解，当时的人们排除万难，坚决“入世”，是何等的不易，对中国来说又是何等的幸运。
也只有这样，我们才能避免一种不算少见的误解。这种看法认为，中国加入WTO，无非是替别人打工，而且打的是低端的工，反而耽误了自己的创新。这让我想起一个老笑话：有个人在街上闲逛，突然饿了，就在街边买烧饼吃。他吃了一个不饱，再吃一个还不饱，连吃了十个，才长长打了个饱嗝，一边感叹说：“早知道吃这第十个就饱了，我还花这冤枉钱买前面九个干嘛？”是啊，要是只吃第十个烧饼就能饱，这个世界该有多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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