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七普数据看，流动人口数量较以前大幅增加，按户籍确定“人头费”的资金使用方式跟人口流动趋势并不匹配。
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发布后，流动人口、老龄化、少子化等议题再度引起学界讨论。
“这次数据的特点是65岁以上人口占比达到13.5%，我们已经接近了深度老龄化（14%）。同时15-59岁人口占比下降到63.35%，对比第六次人口普查，我们的劳动年龄人口也有非常明显的下降。”在近日召开的安泰·问政暨"流动的中国"系列论坛（第六期—人口结构与人口流动）上，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封进表示。
如何应对人口老龄化带来的社会负担？
据封进研究，我国在养老和医保方面的投入并不少，与国际水平对照（36个OECD国家），中国养老支出占GDP比重、卫生健康及医保支出占GDP比重这两项不低，意味着我们相关社会和公共支出并不少，当务之急是如何提高资源配置效率。
十年来财政对养老投入增加10倍
七普数据公布，65岁以上人口占比13.5%。封进指出，65岁以上的人群还可进一步细分，65-74岁称为活力老人，这个年龄阶段大部分人身体比较健康、可以自理，很多还有工作能力。而一旦超过75岁，统计表明“失能”概率会上涨，照料需求会增加。
据七普数据，就上海而言，封进认为可推测75岁以上人口占比会在“十四五”期间增长（“十三五”期间这部分人口比例是下降的），65-74岁的人口占比相应会下降，超高龄老人占比增加为社会负担带来更严峻的影响。
养老服务和医疗保障，近年在不断发展完善。当下基本养老保险覆盖人数近10亿，基本医疗保险覆盖人数超过13.6亿，覆盖率在95%以上。除了扩大覆盖，最近十几年来医保的待遇也在提升。
“过去十年，公共财政对养老服务的投入增加了10倍。”封进指出。其中包括养老福利方面的支出，比如民政系统对老年人口的高龄补贴、建设社区卫生中心或者社区养老服务中心的支出；还有财政对企事业单位的养老保险补贴、对职工养老保险和居民养老保险的补贴。“这些加在一起，十年中也涨了10倍”。
封进做了一个对比，选择36个OECD国家，对养老支出占GD的比重、卫生健康及医保支出占GDP的比重，做出趋势线。可以看到随着65岁以上人口占比的增加，养老支出占GDP比重会随之增加。而中国的数据基本也落在该趋势线上。
“在相同的人口老龄化水平下，中国的养老支出占GDP比重至少是不低的，甚至已经高于一些发达国家。”封进指出，从社会和公共支出角度来看，我们应对人口老龄化的资金规模并不低，未来更重要的是提高公共资源的配置效率。
按户籍配置资源与人口流动趋势不匹配
如何提高公共资源的配置效率，封进提出了几点思考。
第一，当下不少财政养老服务资金直接由政府负责用来建养老院或者做项目、做投资等。事实上，面对多样化的需求，政府的供给很难满足所有的需求，在这个背景下，引入更多的社会资本更显重要。
“政府有限的资源可用来设计需求方的政策，让需求方用脚投票，选择自己满意的养老服务设施、服务种类，使市场具有一定的竞争性，从而提高效率。”封进表示，其实我们在这方面花了不少资金，比如民政部有五批社区养老服务试点城市，直接给予城市补贴，但这种给钱的模式效果如何？
同时，当下在公共服务均等化的资源分配上，仍以户籍来确定“人头费”。从七普数据看，流动人口数量较以前大幅增加。封进提出，这种按户籍确定“人头费”的资金使用方式跟人口流动趋势，要进一步相匹配。比如在农村地区花钱建设幸福院等养老设施，但很少有人去（村民流动到外地发展），因此对设施也没有很好的维护，这样就会恶性循环。而另一端，不在户籍地发展的人口，又因为没有分配资金，很难享受到当地社区的养老服务。
另外，养老服务行业不仅要注重设施，服务的供给也需重视。也就是说，如何吸引更多的劳动力进入这个行业、增加人力资本的供给。在封进看来，这也是目前最大的难题，“我们现在有些机构空置率高、床位使用率低，这和没有较好的服务来匹配有关”。
此外，封进还提出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在老龄化背景下，可对长期护理保险制度进行更多探索。
文章来源 | 21世纪经济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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