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4月8日傍晚时分，广东河源，几位电力建设的工人正在吃饭，饭后将加班。来源：视觉中国
作者：奚锡灿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助理教授，经济学博士）
经济发展的最终目的是什么？是为了更好看的GDP数字，还是为了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和满足感？
2020年底，细心的网友在B站上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
"凡是关于宏观层面的视频，比如国内的产业升级和国际关系等，弹幕普遍都是极其乐观向上的。基本上就是我们一天天好起来，敌人一天天烂下去。然后只要持有这种观点的主讲人也能获得很高的赞。
而到了中微观层面的视频，比如房价或者年轻人生育等等，弹幕普遍又悲观得不行。基本上不是彻底放弃躺平就是宣泄不满，然后任何还试图劝别人乐观一点，说现实没那么可怕和悲观的主讲人基本都会被喷。"
这种自相矛盾的舆论，可以有很多种解释。比如，网络上的言论并不总是深思熟虑的结果，不一定有逻辑上的一致性。在B站上发弹幕又不是参加高考，不必认真过脑子。又比如，乐观的年轻人和悲观的年轻人可能是完全不同的两群人。再比如，网络上呈现出的年轻人心态，也许和真实世界的年轻人心态并不一致：像丁真一样无忧无虑的年轻人，可能不会去B站发弹幕；而对宏观不那么乐观的评论，也许早就被“夹”了。在这里我想说的是，除了这些解释之外，这种分裂的心态背后其实有坚实的经济基础。
从宏观上来看，在过去四十年里，尤其在加入WTO后的近二十年里，我国GDP的年均增速天下无敌，在有些年份甚至达到了惊人的两位数。这，就是我国年轻人在宏观上非常自信的底气。在经济结构比较健康的前提下，宏观上GDP的高速增长会自然转化为微观上老百姓的幸福感和获得感的快速上升，两者是高度相关的。很可惜，长期以来我国的经济结构都处在失衡状态，导致我国GDP数字的高速增长与老百姓的幸福感和获得感之间出现了严重背离。
如果看我国GDP的支出结构（消费+投资+净出口），我们会发现，在GDP的“三驾马车”中，消费尤其是居民消费的占比特别低，而投资和净出口的占比特别高。根据同济大学钟宁桦教授的计算，2013年我国的居民消费率（居民消费占GDP的比重）低至36%，比英美等发达国家低了30个百分点以上，比印度和巴西等发展中国家也低了20个百分点以上。也就是说，尽管我国每年生产了大量商品和服务，但其中真正被我国居民所消费的比例远远低于其他国家。
再看我国GDP的三产结构（农业+工业+服务业）。我们同样会发现，我国服务业的GDP占比特别低。根据我和上海交通大学钟粤俊、陆铭的计算，近年我国服务业在GDP中的比重，比起同等发展水平的国家低了十几个百分点，其中严重拖后腿的是像医疗和教育等严重依赖于公共投入的服务行业。细心的读者可能早已发现，这一现象和前面的居民消费率偏低现象其实是高度关联的：服务业的“产品”大部分不能储存和贸易，只能在本地即时消费，而制造业的产品是可以大量转化成投资或卖给外国人消费的。
然后，我们还可以看我国GDP的收入结构（劳动报酬+资本回报）。我们仍然会发现，我国的劳动收入份额（劳动报酬占GDP的比重）特别低。根据白崇恩、李稻葵、张军和罗长远等教授的计算，从90年代中期开始，我国劳动收入份额就出现了下降的趋势，并且近年来一直在40%左右徘徊。作为对照，发达国家的劳动收入份额一般维持在60-70%之间，虽然在近年也出现了下降的趋势。一般而言，资本回报相对集中在少数人手里。这就意味着，我国广大劳动者从GDP高速增长中获取的份额要低于发达国家的劳动者。
最后，我们还可以换一个角度，来看广义的投资。在现代经济学里，广义的投资不仅包括对“物”的投资，比如修桥铺路、购置机器、建造大楼等；也包括对“人”的投资，包括医疗和教育等。如果我们看我国的广义投资，会发现无论是对“人”还是“物”的投资，国有单位和企业都占据了主导地位，并且投资的结构是高度扭曲的。一方面，大量资金投进了回报率很低的实物项目，比如贵州独山县的“天下第一水司楼”、湖北武汉的“弘芯”半导体等等，最后不但投资打了水漂，还成为巨额地方债的重要来源。
另一面，地方政府对于人力资本的投资就显得特别“谨慎”。例如，在上海和深圳这样对标国际超一流城市的地方，中小学和医院的供给依然跟不上常住人口的增长，导致居民要去争抢小学和中学的入学权利，这是很可悲的。其结果，是我国教育和医疗占GDP的比重要低于同等发展水平国家。供不应求，最终总会表现为某种高昂的价格，例如“学区房”的价格。近几个月上海和深圳 “学区房”价格的飞涨，令人咋舌。类似地，如果我们看大城市不同用途的土地供给，会发现工业用地的供应充足，价格也便宜。住宅用地的供应就卡得更死，导致大城市地价腾贵，地王频出。这样大城市的房子怎么能不贵？这就导致在大城市没有房产的年轻人压力山大，反过来进一步限制了居民的消费和人力资本投资。
看完这些，我们已经发现，B站上年轻人的矛盾心态也许根本就不矛盾：宏观上的星辰大海和极度乐观是真的，微观上对个人境遇的悲观和抱怨也是真的。从根本上讲，这就回到经济学和政治学的一个老问题：我们经济发展的最终目的是什么？是为了更好看的GDP数字，还是为了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和满足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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