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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点 | 张晖明:物质意义上脱贫了,精神和灵魂是否也需要跟进 “脱贫”?

  发布日期:2017-04-05  浏览次数:

3月31日,由国家创新与发展战略研究会指导,上海市改革创新与发展战略研究会、上海东方青年学社主办,文汇讲堂、社会科学报、《探索与争鸣》为媒体支持的第二届“读懂世界”上海论坛(2017)顺利召开,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张晖明做了题为“物质意义上脱贫了,精神和灵魂是否也需要跟进 '脱贫'”的主旨发言。

物质意义上脱贫了,精神和灵魂是否也需要跟进 “脱贫”?——如何运用好“系统集成”思维和工作方法打破改革瓶颈?

张晖明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从中国来看“读懂世界”,我主要从全面深化改革,联系“系统集成”思想和工作方法谈几点想法。

1认识社会系统复杂性:从体制改革的局部试点到区域整体推进,改革推进方式试点升级

我做了文献梳理,“系统”的概念主要强调在自然科学,或者生物科学角度上多个部分之间的相互关系,如何组合形成具有完整的集成功能的有机统一体。在这里,“组合”和“整体”非常重要。后来,“集成”又被作为计算机科学的概念,关键是在于解决各系统之间的互联和互操作性问题,比如今天讨论工业4.0,或者讨论智能化制造时,这个概念能强烈地被感知到。

2改革瓶颈在体制:政府和市场关系的处理不是简单地“替代”关系

对体制构造的再认识,涉及到对改革推进境界的再考察。在推进改革、体制转轨中,我们都已经强烈地感受到经济体制改革和其他体制必须配套,同时也看到双轨渐进改革中的矛盾摩擦。今天在经济问题上讨论补短板,最深层次的短板是体制。联系最近正在做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的“补短板”任务,我认为,国民经济运行中存在的问题和矛盾,关键在于体制改革不匹配,存在有三类短板:第一个是实体经济与服务经济之间,实体经济市场深度远远高于服务经济;第二个是实体经济内部,上游产业的市场化深度不如下游产业的市场化深度,比如下游产业,老百姓消费关联的产品基本放开了,但是上游通信、能源等领域市场化深度不足;第三个短板就是在金融体系内部,保险、银行等传统金融业务开放程度相对较高,比如银行利率至少名义上已经放开。但是,其他类金融产品、特别是新金融产品,以“跨界”方式绕过分业监管,以至于金融系统的杠杆运用存在诸多问题。改革推进在市场和政府关系上,两者之间并不是简单的替代关系。特别是联系政府决策和各类社会主体的市场行为,在思想观念上对于市场作用可能面临的问题缺乏“过坎”的信心,遇到困难总是找政府,没有完全摆脱传统体制的束缚,政府与市场的新型建构关系并没有真正形成,这表现在投资结构、资源配置机制的秩序等方面。市场没有真正发挥作用,新的政府和市场的界面没有完全生成。

3社会体系建构的复杂性:民众对改革措施的响应方式存在差异

接下来,我们深入讨论一下在经济改革发展上当前和长远的关系,这有关社会的可持续,表现在资源生态、环境生态、市场承受能力。比如政绩考核带来的行政政治体制对体制机制关系的压迫。因为要考核,所以滥用经济资源,特别是央地关系、财权和事权不对称造成的地方政府的“土地财政”行为;在民众对于改革成果的获得感方面,社会公共产品在教育、医疗、卫生领域里面存在着严重的机会不均等。这些都是社会体系建构发育中存在的矛盾。当我们走出贫困解决温饱后,我们发现环境生态问题、食品安全问题严重影响我们的生活质量。贫困记忆和对未来的“不确定性”,使民众的心态急于“赚快钱”,在加之改革进程客观上存在的收入不平等现象,社会生活中存在失范、失准、失衡、失真现象。概括起来说,社会体系结构的复杂性表现在改革进入深水区后,新的改革措施出台,民众响应的方式上存在很大差异。这就是我们今天面临的难点。

4解决路径依赖:领导必须亲力亲为、着力推进改革措施配套性系统集成

因此,为推进指导改革工作,我们要很好地认识系统,认识系统集成对于工作方法的指导力,在3月24日的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三十三次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各级主要负责同志要自觉从全局高度谋划推进改革,做到实事求是、求真务实,善始善终、善作善成,把准方向、敢于担当,亲力亲为、抓实工作。在顶层设计指明方向、确定原则方案的基础上,各级领导需要致力于在推进工作中重视体制建构能力,通过掌握“系统集成”工作方法,结合地方或单位自身实际,形成可操作程序和设计,落实改革任务,实现改革目标。联系前面的讨论,改革进入深水区,必然碰到“路径依赖”,这种所谓“路径依赖”实际上就是一种“既得(有)利益”结构,正是这样,改革深化措施需要特别注意处理好社会各个阶层都能够得到利益改善,在改善力度有所差异中解决“收入差距”过大的问题。

最后总结一下,依据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方法论,运用系统论思维和系统集成的工作方法,联系全面深化改革目标要求,需要处理好“点、线、面、体”关系,即社会经济运行中的具体当事人(点)、具体的体制侧面(线)、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领域(面)、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体),由此形成对体制构造的系统性完整认识,着力推进改革的总体目标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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