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6月13-14日，第七届“转型与经济发展”（TED）双年会在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成功举办。本届双年会由复旦大学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研究中心（CCES）主办，来自世界各地知名高校的多名学者在会议上报告了自己的论文，会议分为四个议题，分别是“发展经济学”、“宏观经济学与经济增长”、“政治经济学”以及“城市与区域发展”。
议题一：发展经济学
6月13日上午，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院长、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张军教授为会议致欢迎辞。当天上午的主题是“发展经济学”，由复旦大学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陈钊教授主持。
香港中文大学杜巨澜副教授研究了2010-2013年中日两国间政治矛盾对日本品牌汽车在华销售的影响。研究发现政治矛盾引发了民众对日本汽车品牌的抵制，导致日本汽车在华市场份额和价格都出现下降。在地区层面上爱国教育水平以及是否和日本发生过战争，个体层面性别、年龄等因素都会对抵制程度产生影响。
厦门大学李培副教授指出，在我国历史上统治者为提高政权稳定性，防止地方政府对中央政府构成挑战，在划分省界时往往将具有相同地域认同的群体划入不同省份。李教授利用开始于1991年的邓小平南巡作为政策冲击，研究发现这种划分方式对这些区域日后经济发展造成了负面影响。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刘宇助理教授指出由于政府和企业间的信息不对称，同时腐败较为普遍存在，导致发展中国家税收占GDP比重低于发达国家。刘教授以中国县级行政区域变动作为识别策略，研究发现因行政区划调整，部分企业的税收征管将划归新的税务部门，这导致原有的政治关联被消弱或切断，因此由地方政府征收的企业所得税缴纳额会大幅提高，而增值税额没有显著变化。
美国西北大学钱楠筠（Nancy Qian）教授利用2001年中国增值税发票电子化改革及不同行业增值税抵扣额的差异，识别了提高增值税对企业的长短期影响。研究发现，短期来看发票电子化改革提高了企业所缴纳的增值税额，长期来看会减少企业的销售额和中间品投入，但是会提高企业TFPR。
议题二：宏观经济学与经济增长
6月13日下午的议题为“宏观经济学与经济增长”，由复旦大学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研究中心朱智豪教授主持。
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世界各地劳动收入的份额一直在下降，已有文献从资本替代和制度变迁两个角度进行解释，但两者谁扮演着更重要的角色还存在争议。匹兹堡大学的DanielBerkowitz教授以中国工业企业为研究对象，发现中国国有企业改革及国有企业私有化是劳动力份额下降的重要因素，认为制度因素在劳动收入份额下降过程中起着更为重要的作用。
复旦大学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研究中心朱智豪教授构建了一个具有研发投入的增长模型，企业会事先持有现金用于研发，且发达国家从事原创性研发（Innovative），而发展中国家进行适应性研发（Adaptive）。研究发现当发达国家发生通胀时会减少原创性研发，降低经济增长和社会福利，并通过技术转移这一渠道影响发展中国家。发展中国家通胀水平提高，会减少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的技术转移率，并提高两组组别间的工作差异。
诺丁汉大学的Giammario Impullitti副教授研究了全球化下面临国外竞争时，一国所采取应对政策的福利效应。当国外厂商生产技术实现赶超时，一国若采取贸易保护政策，在短期内会提高社会福利，企业会从中受益，但长期将会面临更高的福利损失。但采取研发补贴鼓励本国企业创新，从长期看则会提高社会福利。
杜克大学Pietro Peretto教授指出传统的内生增长模型是否具有稳态增长有争议，就算是有也需要“Knife Edge Restrictions”这一较强的限制条件。本文通过将市场结构内生化对现有模型进行改进，发现市场结构内生化后便可获得稳态的内生增长。
议题三：政治经济学
6月14日上午的议题为“政治经济学”，由复旦大学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研究中心兰小欢助理教授主持。
香港中文大学白营助理教授研究了历史上汉族人自北向南移民对中国经济的长期影响。自1127年至1130年，五百万人从中国北方移民到南方，白教授建立了一个基于县级数据的模型，将南北方姓氏比例变化作为工具变量，得出了北方移民使得南方人均GDP和平均灯光度量增加，但人口密度没有增加的结论，并用人力资本转移的“鲶鱼效应”作出了解释。
加利福尼亚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的贾瑞雪助理教授研究了中国高考背后所隐含的真相和幻象，将焦点放在中国的精英教育和社会精英培养和社会阶层转移上。高考，作为中国人一生中最重要的考试之一，其成绩是中国大学录取学生的最重要考核标准，影响着千千万万家庭。通过高考进入名校，更被认为是成为社会精英阶层的重要一步。然而，通过基于录取批次分数线的断点回归设计，贾教授的研究指出，虽然名校相比普通高校为毕业生创造了相当高的工资溢价，但是并没有为名校毕业生提供其他与职业相关的利益，如进入精英行业，得到精英职位，以及户口、住房补贴等其他益处。贾教授接着指出家庭背景和名校所带来的社交网络才能进一步决定一位名校毕业生的社会状态。
南加利福尼亚大学的汪勇祥副教授的研究关注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选举，通过三种社会关系：同乡关系，同校（大学本科）关系和同单位关系，分析常委的选举结果。汪教授首先引用了许多毛主席关于反对党内形成派系的言论和思想，接着从数据入手，进行实证分析，得出的结论并不支持在党的最高级别领导人层面，存在着同乡、同校派系或曾在某单位共事的派系。
北京大学的周黎安教授以哈耶克的名言:“通往地狱的道路铺满了美好的愿景”作为演讲的标题和开场白，提出了计划经济的必然失败性以及毛主席过于激进的工业化计划，即“大跃进”所导致的大饥荒和在经济层面的长期负面影响。毛主席的“458”政策为中国三个大区的粮食亩产量设置了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因此产生了实际产值和计划产值的巨大差异，周教授使用1956年至1961年的数据，揭示了“458”政策导致的死亡率升高以及对经济、科教、居民健康等长期多重负面影响。
议题四：城市和区域发展
6月14日下午的议题为“城市和区域发展”，由复旦大学经济学院王之助理教授主持。
暨南大学的谷一桢助理教授对于中国的高等教育市场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指出自1998年起，中国的大学开始扩大招生，排名较低的大学扩招的程度较大，并且形成了区域配额，即本省市大学对于本省市考生的录取分相对较低。在此之后，一流大学中，来自城市的学生占比在逐渐增大，农村学生更多地选择去较近的，所处城市规模较小，排名也相对靠后的大学学习。究其原因，并不在于农村学生不能从名校毕业之后获得较高的工资，而在于农村学生缺乏对于校园金融贷款和奖学金的了解，同时，名校往往主要去大城市招生，农村地区的考生很容易错失招生信息。
暨南大学的刘诗濛助理教授介绍了对于房产和创业的关系的研究。创业是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同时，拥有房产和房产的价值变化可以通过将房产作为抵押品、改变人们的风险偏好以及制造挤出效应等渠道影响人们是否进行创业的决策。刘教授的研究发现人们的房产价值每升高10万人民币，就会增加0.28%到0.32%的创业可能性，与此同时，受到信贷约束的企业家能够通过抵押房产获得贷款，持有房产的人群的风险偏好会增加，对金融信息的敏感度也会增加。
多伦多大学的朱晓冬教授针对中国的贸易、移民和生产率问题进行了量化分析。他建立了内外贸易和劳动力流动的一般均衡模型，证明中国内部贸易成本导致的生产错配以及劳动力高流动成本导致的要素投入错配降低了中国的TFP。他还指出，降低内部贸易的成本，相比外部贸易自由化，能够对经济发展做出更多的贡献。
密歇根州立大学的邹奔助理教授的研究报告试图解答短期的工业投资行为能否促成长期的产业结构转型。他的研究对象是毛泽东主席提出的“三线建设”，该计划使得中国在内陆地区进行大量工业投资。研究结果表明短期的工业投资对于城镇化率和工业就业人数有长期的正面影响，但会导致显著的，对于民营企业的溢出效应，而且并不能提升企业的生产效率和工资水平。整体而言，在三线地区的工业投资行为造成了严重的生产效率损失。
会议还吸引了来自上海本地以及广州、香港、法国、美国等地共十多位学者前来参加。在两天的会议中，参会师生积极提问并开展了热烈的讨论，使所有参会者获益良多。大家纷纷表示非常期待下一次“转型与经济发展”双年会（TED）的举行。据悉，按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研究中心的现有计划，在2019年的下一届TED会议之前，中心将于2018举办为期一天的发展经济学研讨会（CCES Workshop on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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