虹口区衡水路一侧，尹伯成、史遵明两位老师的住处与四川北路公园只隔一条马路。退休多年来，两人常常一同前往公园晨练、打太极拳锻炼身体。
八十一岁的尹伯成依然身体健朗，说起话来抑扬顿挫，有一股冲劲。回顾往事，他笑着对记者说：“我们结婚到现在五十多年，虽然也经历了风风雨雨，可没有什么惊天动地的故事，都是普通老百姓，过得是平平淡淡、实实在在的生活。”
尹伯成、史遵明夫妇，一位是三入复旦、潜心学术、西方经济学研究领域的老同志，一位是朴实无华、妥帖从容、执教中学多年的数学教师，二人皆十分亲切随和，没有半点架子。这段尹老口中“平淡”、“实在”的生活已经跨越了半个世纪之久，他们依然能清楚记得其中点点滴滴的小事，伴随着岁月更迭愈加难以忘怀。
旧时往事
尹伯成比史遵明年长四岁。1956年，尹伯成考入复旦大学经济学系，因读书读得晚，五年后本科毕业时已经虚岁26，在农村老家算得上“大龄未婚青年”了。他笑言，当时家里催他娶妻，自己心里也很着急。无奈工资收入低，经济条件较差，负担又重，不得已一直拖着。虽然有人也介绍了几位，但都嫌他“一穷二丑”。当时他想自己好歹也是复旦大学毕业的，怎么落到这个没有人要的地步？但上天没有欺负他。
1962年秋天，尹伯成在苏州市第五中学任教时，认识了自己办公室一位老教师史家琛先生的女儿史遵明。史遵明毕业于扬州师范学院，在齐门中学（后来的苏州第三十九中学）教数学。两人走到了一起。“患难见知己，她全家人都没有嫌弃我穷，在人生低谷时能遇到这么一个同志不容易。”尹伯成感叹道。两人交往了一年有余，于1964年春天成婚。
1964年婚后没有多久，在史遵明全家支持下，尹伯成考取了复旦经济学硕士专业的研究生，离家赴沪继续读书。这是他二进复旦。夫妻二人一个在上海，一个在苏州，异地而居。史遵明只身住在苏州工作的学校里，一边上课教书，一边抚养刚出生的儿子。当时学校条件很差，没有自来水，每天早晨五点钟便要起来洗尿布，把孩子送到附近人家帮忙照看，自己才能去上课，下课后再去接回来。生活确实不易，尹伯成也格外牵挂家里，每年节后要回复旦时，“心里总是空落落的”。
1978年，尹伯成三进复旦大学读书，不久就留在复旦经济系任教。两年后，系领导为其争取到了一个调动教师家属进上海市的指标，史遵明得以从苏州调入上海，到吴淞培新中学任教。一家人总算团圆在一起。
尹伯成告诉记者，“婚姻是一种特殊的、唯一的、永远存在的相互关系”。夫妻之间既要永远相互记得、相互体贴，也要相互尊重和理解。
新婚时小家庭经济很拮据，夫妻二人挤在史遵明父母家的一间小厢房里生活，尹伯成身上的棉毛衫破得不能穿了，史遵明只能给他一个洞一个洞补好。一次，系里派尹伯成到山东东营的华东石油学院政治经济学专业班级授课，结课时拿到了140元的酬劳，他原本坚持上缴给经济系，张薰华主任对他说：“这是你劳动所得，应当你拿。”尹伯成便用这笔对他而言天文数字的“巨款”给妻子买了一件毛呢上装。在艰苦的岁月里，这是史遵明“生平第一件上档次的衣服”。
尹伯成眼里的妻子朴实淳厚、胆子小，“树叶掉下来都要吓一跳”。而史遵明则嗔怪丈夫做事粗心。尹伯成大大方方承认：“我这人心比较粗，衣服放哪里都不知道，所以都是她管，都要问她。”这位只会上课写文章的教授同志也有孩子似的顽皮。有一次难得下厨房，却烧焦了锅子，被妻子批评，他不免笑嘻嘻地强调，“别说了，我心里也很难过的嘛”。
三入复旦门，一生复旦人
至今，复旦大学经济学院还流传着尹伯成教授“三进复旦”的故事。成长在特殊的年代里，尹伯成与复旦的交集多了些传奇色彩。
1956年，21岁的尹伯成考入复旦大学经济学系，这是他“初进复旦”。五年后本科毕业，分配到苏州丝绸工业学院任教。一年后学院调整下马，他调到苏州市五中。1963年春，高校恢复研究生制度，尹伯成一考不中，次年再考，终于进了复旦，师从吴斐丹教授读经济学说史专业研究生。这是他“二进复旦”；后来，因文化大革命中断学业，尹伯成重回苏州市五中工作。1978年春，研究生制度再次恢复，老同学洪远朋、周建平给他“通风报信”，时任系主任的张薰华教授也鼎力支持，已经虚年龄43的尹伯成因此“三进复旦”，继续攻读经济学说史专业。
1980年，尹伯成研究生提前毕业，正式留在复旦经济系任教。作为“文革”后全国第一个毕业的研究生，这一消息还登上了当时的《解放日报》、《文汇报》。“从此后，我再没有离开过复旦。”尹伯成说。
在复旦，尹伯成先后担任经济系副主任、主任，1993年起担任教授、博士生导师。在此期间，复旦的老教授们为人处世、治学教学的谦逊和认真深深影响了他。尹伯成说，他所熟知的大师级的老先生们做学问极为认真，但从不自吹自己的成就，人的名气也不是靠媒体炒出来的，而是要靠实实在在的真学问。经济系研究政治经济学的蒋学模教授指导他修改文章时叮嘱他，写文章要深入浅出，不懂的东西千万不要写，自己弄懂的东西也要用别人能看得懂的语言文字来表达。“我一直记得蒋老师的话。”尹伯成表示。他在之后编写教材以及给学生上课时，都要求先自己理解，尽量做到通俗易懂。
尹伯成一直记得自己生涯中的一个小插曲。在本科期间，苏步青教授时任复旦大学教务长，等到他“三进复旦”并留校工作时，苏老先生已经成为校长了。后来一次在学校路上相遇，苏老一眼就认出他来，说道，“你好像经济系的。”尹伯成说了自己名字，苏老点点头：“哦，有印象。”尹伯成大为感叹。一位如此大名鼎鼎的权威和领导对下面一位普通同志的情况竟如此熟悉，是他万分想不到的，也因此备受感动和激励。
“我达不到这些老先生们的高度。”尹伯成诚恳地说，“我学问没有他们高，做人也够不上他们那样的高风亮节，但我始终想以他们为榜样，向他们学习。”无论在当初经济学系还是后来的经济学院，尹伯成始终坚持“求学”和“耕耘”，即便退休后也勤耕不辍。他将精力倾注在经济学说史和西方经济学基础理论的教学工作上，出版了《西方经济学简明教程》、《现代西方经济学习题指南》、《西方经济学说史》等教材，深受有关高校师生欢迎。
尹伯成十分感念复旦、感恩经济系，他动情地表示，“经济学院给了我一切。”在自己80岁的纪念画册里，尹伯成回顾了自己“求学与耕耘的一生”，其中就着重讲述了在复旦经济系的际遇。
他在纪念册末尾如是写道：“只是慢慢隐去，复旦，我永远不会离开。”
为人师、育桃李
经济学院2000届毕业生、经邦集团董事长薛中行与尹伯成教授非常熟悉。他回忆称：“我们读书的时候已是经济学领域十分辉煌的时代。那时尹伯成等教授治学的严谨和专注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学生眼里的尹教授待人真诚、做事认真。“我做事情喜欢一步一个脚印，说一是一，说二是二。”与尹伯成交谈，能够感受到先生身上几十年如一日的严谨，有自己的态度和坚持。他说到新闻系陈望道、王中等老教授时，十分敬佩他们踏实为学，及至如今看到报纸上有些年轻记者写文章犯了“得”、“的”、“地”不分的常识性错误，很是痛心，批评他们“不够踏实”。后来尹伯成担任复旦大学房地产研究中心的主任，虽非他主业，也是心血不减，撰写了大量研究房地产经济的文章，指出我国楼市目前供给计划性和需求市场性的严重不对称，提出需建立长效机制、减少反反复复的临时调控。“我一直是坚决反对炒房的！”谈及国家社会的发展，尹伯成不自觉又带上了那股年轻人的冲劲儿。
1993年，尹伯成成为博士研究生的指导老师。孔爱国、张立林是他最早的两位博士生，前者留校并成了复旦大学管理学院的著名教授，后者是原农行资产管理部的总裁，今年年初刚刚升任中国建设银行副行长。上任第二天，张立林就发短信向尹伯成报喜，同时感谢他“尹老师，都是您传道的结果”。他十分欣慰，笑容写在脸上：“学生做得好，我也高兴！”
学生们在经济学领域做出成就的大有人在，有做教授的、大学校长的、集团和公司老总的、银行行长的、研究所所长的等等，真是不少。尹伯成骄傲地称：“他们是我最大的财富和资源。”有时候去外地高校开会，常有青年教师和研究生争先恐后地要与尹伯成合影，令他哭笑不得，说“我一个老头，拍出来很难看”。但他们说，“我们都是看您的书考上研究生的，都是您的粉丝！”但他一直认为“并不是自己真的有什么本事和水平，是复旦大学经济学院给了自己机会，也就是大树底下好乘凉”。
图/尹伯成复旦求学照（右二）
同样为人师者，史遵明也深受学生的尊敬和爱戴。“我的学生们都是初中生，年纪虽然小，但他们也有很多记得我的。”史遵明说。她离开苏州调来上海后几年了，当年齐门中学的学生们举行毕业二十周年纪念活动，还千方百计找来她的联系方式，邀请她参加。
在上海家中，史遵明要打理家庭，还多年服侍患有眼疾的老父亲；在学校，她还要带学校里的新老师，给初三学生上课、批改作业，辅导他们初升高的学习。中学里有早读课，交通又不方便，史遵明每天要起大早、走远路去学校，负担不可谓不重。尽管压力很大，但她依然很好地平衡了家庭和事业，在学校里、区里都上过公开课，反响都好。
退休后，史遵明没有闲着。现在两人的小孙子正在读小学，每天放了学请钟点工接回家里，她便重新“披挂上阵”，担任小孙子的老师，辅导他做功课。二老一小，其乐融融。尹伯成看着也十分喜欢，“看到第三代健康成长，我心里充满天伦之快乐。”
少年夫妻老来伴
三年前是尹伯成、史遵明的金婚纪念日，一家人拍摄了全家福，他们两人抱着小孙子坐在儿女们中间，满脸笑意。尹伯成非常珍爱这张照片，感叹道：人一辈子不容易，能长命百岁的人更是寥寥无几，夫妻间的情感却是实实在在的。“人老了，父母一走没了，子女一长大也飞了，只有俗话里讲的少年夫妻老来伴，老伴才是能陪伴自己一生的人。”
从岳父母家的一个小隔厢，到复旦大学附近中心村的一间房、复旦第五宿舍里的两间房、水电路上的四室两厅，最后到衡水路上四川北路公园对面这套二百多平米的大房子，这是他们年轻时做梦也没有想到的。不论经济条件如何，也不论住在何处，尹伯成和史遵明始终不离不弃，相濡以沫，并肩走过半个多世纪，并且还将更久。
尹伯成望了一眼妻子，由衷地说：“跟她生活一辈子，我从来不懊悔，她给我提供了一个稳定的生活环境，使我能够安心做学问，好好工作。”最穷的时候，一双儿女每天早晨只能一人匀半杯牛奶，尽管如此，史遵明依然支持丈夫在复旦的学业，从不埋怨。
图/70岁尹伯成
“他这个人就是蛮粗心的，家务不会做，其他还可以。”史遵明想了想，笑着如是评价自己的丈夫。“但是我比较靠谱，靠得住！”尹伯成的孩子气又上来了，急着补充。
如今，两位老人不时也相伴出去走走，平日早晨，也会和“拳友们”一起去门口小公园打太极拳锻炼。此外，史遵明忙活家务，准备一日三餐，喜欢文艺活动的尹伯成则吹吹笛子、拉拉胡琴、读读唐诗宋词，生活过得还有些味道。“他可喜欢读什么千家诗一类了。”史遵明指指丈夫说。“我有天读到苏东坡写的江城子，感动得不得了！”说到兴起，尹伯成一口气背出苏轼的《江城子·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啊呀，写得太好了！”他啧啧称赞。
尹伯成说自己要“老有所健，老有所学，老有所为，老有所乐”。他还关心着国家大事，偶而还给报纸杂志写点东西，同时还继续修改教材，从事些研究。史遵明有时候劝他：“再不要去写什么书、什么文章，作什么讲座、参加什么会议，搞什么评审等等了，怎么不留点日子给自己过过？”尹伯成则表示，“就像劳动惯的农民闲了会发慌一样，我闲了也不舒服。”他喜欢曹操那句著名的诗词“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并在自述中提到，“我作为一个普通的教书匠，不可能有这么大雄心壮志和精神境界，但我总认为，我的一切都是党和人民给的，我应把毕生精力贡献给社会。”
“尽管我不知自己究竟能活到几岁才离开世界，但是，只要活着，就得学习，不断学习，让知识不断更新，让思想与时俱进，在工作中学习，在生活中学习，活到老，学到老。”
史遵明唯有一如既往地支持丈夫。“不然我没有饭吃啊！”尹伯成不忘调侃。
诲人不倦
今年经济学院的本科生开学典礼上，尹伯成发表了简短的演讲，寄语年轻人一要树立志向、二要学好功课、三要锻炼身体。“作为一个老头子……因为现在我老师还在，所以我还得夹着尾巴做人，老师走了，我和同学就是老大了！”向来幽默的尹伯成一讲话就逗笑了一片。
提到这段发言，尹伯成笑着说：“本来叫我准备发言二十分钟，可惜轮到我讲时已经是中午了，我怎么能让大家饿着肚子听呢？只好简短些。”他原本还要引用王焕之的“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来勉励学生。不免使人感叹，尹老真是性情中人。
“我82岁了，个人认为，现在我们是生活在最好的国家、最好的时代。”尹伯成教导学生要培养良好的思想品德和风格情操，“复旦的学生要有复旦学生的样子！”
茶水续了再添，他将自己多年的人生信条分享给记者：“多看多听多思考，关键在思考。做人做事做学问，首先是做人。”
（本文系记者对尹伯成教授的专访，在此谨致谢意。尹伯成，复旦大学经济系1956级本科，1964级研究生。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导。历任经济系副主任、主任以及中华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副会长、复旦大学房地产研究中心主任，长期从事外国经济经济学说史和西方经济学的教学研究工作。）
返回顶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