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时间10月8日17时55分许，瑞典皇家科学院在瑞典斯德哥尔摩宣布，将2018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William D. Nordhaus和Paul M. Romer，以表彰二人将技术创新和气候变化与经济增长相结合。
Nordhaus教授是耶鲁大学经济学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气候变化经济学，他的得奖可以说是即在预料之内，同时也在预料之外。
李志青（复旦大学环境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
记得几年前，曾经痴迷于Nordhaus教授的DICE模型，并与贾攀乐提及Nordhaus教授能否获奖时，遭到她的断然否定，她认为在当时的情况下，诺奖绝无可能颁给Nordhaus教授，现在看起来，诺奖颁奖的风向现在出现了变化。这是预料之外之事。所谓预料之内则是指，如果在气候变化经济学（或环境经济学）领域要选择诺奖人选的话，那么非Nordhaus与Weitzman（哈佛大学）两位莫属（从学术影响力来看，后者可能还要稍胜一筹），但最终的结果看来，诺奖仍然花落Nordhaus教授。要说他在气候变化经济学领域的主要贡献，最为重要的仍然是他用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所提出的分析框架（即RICE/DICE模型）以及由此衍生出来的相关研究成果。
个人认为仅从结论来看，Nordhaus教授并非气候变化应对的最积极分子（相比于英国的Stern，Nordhaus教授还属于保守分子），但这个分析框架却为我们提供了较为客观的视野，包括他主张用“碳税（排放权交易）”的方式来稳步推进应对气候变化进程，都属于环境经济学中的“市场学派”，也就是利用市场来提高应对的效率，而不是仅仅依靠“命令与控制”的政策规制。
据个人观察，Nordhaus教授在气候变化上的研究实则已经转化为美国上一届政府——奥巴马总统期间的国家政策，比如较为积极地应对气候变化，制定碳社会成本政策，利用碳价提高传统能源的使用成本等等，但这些政策在特朗普当选总统后基本上都遭到否定和取消。就此而言，属于欧洲阵营的诺奖颁给Nordhaus教授，可以视为欧美之间在气候变化应对问题上的某种分歧，以及欧洲对此分歧的“无声”抗议。
我在耶鲁大学做访问学者期间，曾经完整地学习了Nordhaus教授开设的课程“能源与气候变化经济学”，期间根据与他的接触写过几篇与他有关的短文。回国后，在复旦经济学院开设了相同名称的课程，其中大部分的授课框架取自于Nordhaus教授，因此在课上会比较多的介绍Nordhaus教授的学术论文，并鼓励学生研读他的文献。这些也都算是与他之间的一个机缘。
另外值得一提的一段佳话是，Nordhaus教授的老师萨缪尔森以及他的学生克鲁格曼都已经获得过诺奖了，到现在为止，他们师徒三代共同得奖，这恐怕也是诺奖史上绝无仅有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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