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的我们到底会不会被机器替代？在以深度学习为核心的人工智能技术不断发展的背景下，由世界银行推出的《2019世界发展报告》以将近140页的内容，拨开我们眼前的迷雾，以详实的资料和丰富的数据给予你我一个较为满意的答案。
10月22日，“机器替代人工：机遇与挑战”研讨会暨世界银行《2019世界发展报告》全球路演上海场于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顺利召开，本次活动由世界银行、中国国际发展知识中心联合主办，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承办。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办公室局长詹思敏、中国国际发展知识中心常务副主任贡森、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张军等嘉宾出席了此次活动并参与圆桌讨论。
尽管没有看到特别强有力的证据，但是当前社会机器与人工的关系已经发生了非常多的变化并且彰显出诸多端倪。经济学家们对此从不同方向和路径出发也展开了非常多的讨论。尤其是最近两年，深度学习导致人工智能发展的浪潮席卷全球。全球的经济学家、咨询公司、公众、创业者以及资本都在投入这场新的革命。人们通常认为人工智能会在未来重塑全球就业和经济增长，潜在的经济增长就是依靠人力资本来推动的科技变革和生产力增长，表现形式就是机器对人工的替代。基于此，关于未来的就业、未来的增长、未来的收入分配、未来的伦理、未来的人机结合等方面都产生了非常激烈的讨论和辩论。所以机器替代人工或许是在科技改变人类这样的一个大区间下当今世界最为核心的一个话题。世界银行今年所推出的这份紧扣当下、面向未来的报告可谓应时而生。
在正式报告开始前，由中国国际发展中心常务副主任贡森先生、复旦大学复旦大学六次产业研究院副院长张来武先生及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张军教授致欢迎词。
中国国际发展中心常务副主任贡森先生首先从中国国际发展中心的产生背景讲起。该机构设立于2017年9月，由国家主席习近平在2015年联合国召开的全球可持续发展峰会上宣布成立。该机构的成立正是中国政府为推动全球模式的可持续发展而推出的重要举措。该机构致力于与其他成员国共同研究适合各国国情国制的发展理论和发展实践。
当前全球各类知识生产性机构层出不穷。之所以成立中国国际发展中心这样一个机构，主要在于过往的知识供给还不能够完全满足全球发展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需要。当然，世界银行对于中国过去30年的经济发展都起到了非常积极的作用，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其在推动在个别国家的进一步发展上仍力有不逮——主要在于政策机构所提出的方案往往只是问题本身。当然从整体上说单一的知识生产机构不足以解决全球发展中的问题，所以当前我们需要有更多的机构来提供知识产品。
其次，当前我们需要为可持续发展提供更多的理论与支持。当前的可持续发展面临着17个目标、169个子目标，子目标相互之间还存在冲突和矛盾。从严格意义上讲，当前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在可持续发展的意义上堪称“发达国家”。毕竟以美国为例，如果全球公民都按照美国的消费水平展开，那么当前的资源与环境是远远不能够承受的。从这个意义上讲美国的消费模式和消费水平是不可持续的。所以全球可持续发展的理论和知识需要更多的机构合作。
那么，为什么选择与世行进行合作？首先在于该机构本身的开放性。世行是全球现有知识生产与传播中最重要且最权威的机构。毫无疑问是非常重要的合作伙伴。世行这些年来都非常积极地听取多方面的意见与声音，包括此次报告初稿完成后在线公开征求意见等。中国国际发展中心和世行可谓是竞争与合作并存。唯有此才能真正推动有利于人类可持续发展的知识的生产和传播。
复旦大学六次产业研究院院长，原科技部副部长张来武先生首先谈到了他关于该报告的评价。
在来武院长看来，该《报告》的不仅有着开放与包容的特质而且做出了非常有质量的工作，无疑是“干货满满”：该报告论述的内容相当严肃，并且采取了大量的数据和案例分析，其规律性的阐述在做经济学或者管理学的人读来或许不那么深刻，但是非常可靠且观点鲜明；其次，该报告不仅紧扣时下最为时髦的话题，切中时代脉搏，更是能够对相关问题做出一定解读。《报告》所关注的技术变化对人类未来的影响，以及对于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言无不体现着对公平公正的人类发展目标的追求，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其次，张院长就本次承办方即经济学院所提出的重要议题——机器替代人工的机遇和挑战是什么——做了重要的阐述。张院长首先提出了六次产业理论与传统三次产业理论的不同之处，并且强调的当下的“机器”概念和过往的“机器”概念不同。在张院长看来，历史上任何一段时期的发展都牵涉到所谓机器代替人工的问题，但是当下我们所面临的“机器”与以往并不相同——我们现在更多地强调所谓的数字化和互联网。而关于“人工”这一概念，传统经济学在论及人工时多指劳动时间。随着人工智能的发展，机器不仅取代简单劳动，更有着取代知识劳动的倾向。过去人们认为完全是人类思维的工作，由于信息化、数据化、人工智能甚至是区块链的发展，都有可能被替代，于是每个人都可能面临着失业的危险。在张院长看来，当今时代的机遇和挑战，一定要在信息化与数字化层面上而不是一直在工业化思维中原地打转。
除此之外，张院长还强调了《报告》与六次产业理论的相契合之处，并对其表示高度赞赏。在张院长看来，《报告》所分析的对象即数字化时代是六次产业理论的根基。如果说三次产业理论是脱轮化、工业化时代的产物，那么六次产业理论就是信息化、数字化、智能化的新经济学和新管理学。如果讲技术替代人工，除了第一二三产业的人工将要被替代之外，第四产业中的信息数据到知识层都要被人工智能所替代，而只有社会层是可以创造的，这就是第五产业的概念。未来，第五产业是人类基于前沿科技、文化创意和情感需要的产品。在短期内是无法被人工智能所替代的领域。但是即便如此危机也依然存在，这是一个哲学命题。
而不断的更迭与替代的结果是什么？首先最重要的一个特征就是企业的边界在技术的影响下逐渐走向模糊化。实际上过往我们只需要理解企业的边界在哪里即可，但当下我们必须理解企业的系统关系网。只有在企业创新网络中寻求边界，才符合第四产业发展理念，真正缔造第五产业并推动第六产业的发展。
最后，关于人力资本这个概念。作为经济学特别核心的概念，人力资本在过去已经纳入了经济学的增长模型并且不断在演进。实际上经济学对此也有一个基本的结论：也就是说过去机器对人类的替代最初体现为减少了就业岗位，但是只要时间足够长实际上是增加了更多的就业岗位，整体而言，机器事实上还是对人类作出了更大的贡献。当然这个结论需要到未来做更多的扩展。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张军教授在致辞中表达了他对于路演的祝贺并强调了此次研讨会主题对于社会未来发展的重要性。
大约在14年前，好莱坞著名影星威尔·史密斯担当主演的电影——《机械公敌》就描述了这样一个场景：智能机器人作为最好的生产工具和人类伙伴，逐渐深入人类生活的各个领域，而由于机器人“三大法则”的限制，人类对机器人充满信任，很多机器人甚至已经成为家庭成员。但是后来机器人竟然具备了自我进化的能力，他们对“三大法则”有了自己的理解，他们随时会转化成整个人类的“机械公敌”，而人类对此进行了反击。
同样是14年前，张院长谈到其阅读共享经济之父杰里米·里夫金的书——《工作的终结》——的体验。该书出版于40年前，当时书的作者认为人不会完全被机器替代。但是40年后再回过头看，我们正处于这样一个变革和挑战之中，AI的发展的确带给我们很大的挑战。当下的一切都在不断地拷问我们：机器的产生对人类的挑战是什么？同时我们的政府在政策端有什么回应?如何进一步改善提高人力资本以达到一个更加包容更加普惠的社会？——这样即使未来机器替代了人工，在健全和充分社会公共保障体系之下，也不会有太多的问题。尤其是那些无法获得很好教育机会的人，他们在这样的保障下也能很好的生活，有很好的生活保障。
院长认为对于新兴国家和新兴市场来说，所有的政府都在临同样的挑战。而对于政策机构，大学和政府来说，我们要思考的是如何应对这样的挑战，尤其是这样的一种人工智能快速发展带来的挑战，张院长非常期待该报告的发布能够带给我们更多的启示。
几位嘉宾做简短致辞后，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办公室局长詹思敏先生继而对《报告》整体内容及亮点做简要概述。
报告指出，全世界使用的机器人数量迅速增加，引起了对工作岗位流失的恐慌。但是，技术为创造就业、提高生产力和提供有效的公共服务开辟了新路径。创新已经改变了生活水准，对创新的恐慌是毫无根据的。詹思敏先生对于报告的总结集中于以下几点：
1.制造业的迁徙。全球制造业占就业人口的比率在过去的30多年中非常稳定，大概在20%左右，其中低收入人口的占比还有缓慢上升的趋势。最大的下降发生在高收入国家，从90年代初的30%至今一直持续下降；而上升幅度最大的是东亚，从12%上升到接近全球的20%。所以制造业并没有消失，只是从发达国家转移到了东亚。这就是美国与日本、与中国两次贸易摩擦背后的原因。
2.技术带来的商业增长。詹思敏举出三个知名企业来论证技术正在给商业带来的改变。第一个企业是IKEA（宜家）。这个1943年诞生于瑞士的企业，到1973年才刚刚开始走出北欧，到2017年在全球19个国家有415个据点。它花了75年时间走向全球化。（全球化在这里指进入到50个以上的国家所花费的时间。）第二个企业是1973年诞生的沃尔玛，到1991年开始全球化，2010年的时候，沃尔玛在全球15个国家有4263个商店，到2017年在全球28个国家有11718个商店。第三个企业是淘宝，于2003年诞生，到2010年的时候已经开始全球化，到2017年，淘宝网上有来自220个国家的超过9000,000的商铺。
詹思敏先生想用这个例子来表明，技术的趋势是越来越快的全球化，以及技术驱动的小微企业的参与；或者说，技术驱动的包容性的全球化。技术突破了传统企业的边界，平台企业不再着力于自身的垂直能力，而是通过赋能小微企业从而获得更快成长。
3.第四次工业革命腾飞的希望在中国。他认为，中国和美国在数字时代是并驾齐驱的。但是他现在已更倾向于认为，第四次工业革命最大的希望在于中国这样的新兴国家。作为工业革命的发祥地，欧洲已经错过了数字革命的先发机遇，没有世界一流的科技公司，现有注意力在监管、隐私保护和抗击美国。美国虽然比欧洲走的更远，但是因为传统金融的强大，阻碍了移动支付的发展。只有中国真的成为了一个生活在移动时代的国家。创新最大的障碍从来是既得利益者。数字技术普惠的特质，加上过往服务的不完善，给了新兴国家新的历史的机遇。
4.机器最难取代的工作。机器会替代很多工作，但是也会创造出更多的就业机会。最容易被替代的工作并不是回报最低的工作，因为那不值得被替代，而是很多常规化的工作，包括会计、律师、甚至外科医生，因为机器有可能做得更好。
詹思敏先生开玩笑说，最难取代的，可能是政治家，因为政治家常常做非理性的难以预测的决定。这样讲，是表达对今天政界缺乏全球领导力的担忧。
在詹思敏先生做了相关的报告发布之后，为促进报告所涉相关议题的讨论向纵深延展，各个方向的专家们继续展开圆桌对话，上演精彩头脑风暴。
首先发言的是张来武院长，张院长继续就六次产业理论进行了延伸——技术替代人工的同时创造了何种就业机会。在张院长看来，第四产业的核心在于互联网+，第五产业的核心在于文化创意+，而第六产业的核心在于融合产生的系统型经营型分享经济。实际上当前所有基于科学创新的技术都在打造以第四五六产业为核心的新经济。从长远看来，我们所谓的“失业”只是第一二三产业层面上的失业，而在第四五六产业层面将不断涌现新的工作机会。哪怕是人工智能技术也只是在知识层面上替代人类，但是在人类智慧和情感层面上还远远不能。
当下的创新发展毫无疑问地正在从传统线性创新模式转变为非线性创新模式。正如同所谓的三螺旋创新理论所强调的，新的创新模式是基于技术、科学以及应用场景设计的协同发展。正如同由区块链为人工智能赋能以后，第五产业的平台也会出现。这种平台可以经营所谓的人力资本，还能经营创造性的科学知识并且通过文化创意不断发展。其所能经营的内容和工业经济完全不同，而传统经济学所讨论的关于传统就业不断消失的说法也仅限于传统经济学，这其实正面临新经济学理论的挑战。
贡森先生从两个层面上表达了对该报告的赞赏。其一是报告表现出的对于社会自主性的关照——强调了政府等组织在政策引导上的积极主动性；其二是突出了对于民众引导的重要性，即所谓“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的理念。不仅如此，《报告》本身所倡导的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和我们当下的诉求不谋而合。
与此同时，贡森先生也论及《报告》可能存在的不足之处。贡森主任指出了报告虽然将中国置于第四次工业革命的中坚位置并将其归功于中国数字化经济的发展，但是对于清洁能源、生物领域等前沿技术的忽略表现出其对我国技术整体发展状况的洞察稍显不足；此外，对于中国引领第四次工业革命的说法也不能抱有过分乐观的态度——虽然中国在技术应用层面上的确走在最前沿，但是类似于芯片等核心技术的发展其实还相对滞后。
而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当前所论及的人工可能被机器替代的风险状况，或许在现实中还没有引起足够重视，而报告也没有释放一个更强的信号让我们对于可能面临的紧张境况警觉起来。即虽然报告分析了全球就业的空间转向和未来发展的可能，但不可否认的是当前我们的确面临着部分工作将被机器代替的危险而我们对此并没有给予太多关注。
最后，关于报告中所提到的社会保障问题与中国当下境况较为贴合。中国当下的社会保障体系应该更注重结构调整而不是简单地追加投入，毕竟相较于整体社会水平较为发达的北欧，当前我国还无力承担过分高昂的成本。相比较之下，在卫生健康以及教育领域应该投入更多。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寇宗来教授的分析相对而言较为深刻。他首先就《报告》进行了相关点评。在教授看来，根据亚当斯密的理论，国家的财富取决于人工劳动力，人工劳动力又取决于专业化能力，而劳动力仍然会受到市场范围的限制。从墨菲的理论来看，AI的发展其实也要考虑到成本的局限性。基于以上这两个理论我们知道，数字化的发展给我们工作的性质带来了深刻的变革及巨大的影响。信息的发展使得我们的小市场融合发展成长为一个大的市场，现在我们看到不同领域各种商业模式的涌现，使得传统企业的边界不再那么清晰。当下的状况确实如此。
此外，寇院长特别围绕《报告》中关于数字化背景下人类工作性质的变化——机器是否会替代人工以及怎样替代人工——进行了经济学逻辑上的探讨。
首先，当下的时代与过去完全不同。仅以教师这一职业为例，随着技术的发展、知识的普及，看上去教师可能会被教科书所取代。但事实上，正是因为有了更多的书籍以及知识和信息的爆炸使得教师的工作更加重要。
其次，具体来说，究竟谁会被替代？哪些工作会被替代？尽管固有逻辑会认为一些简单性、日常性工作会被取代。话虽如此说但并非全部正确。从成本理论的角度上讲，随着各类智慧型机器被创造出来，最终必然走向一种大规模的生产与普及，因此其未来成本会渐次下降，直至最后低于人工工资。故此，占比最大的工作才是替代性最高的。如果工作难易程度用一个U型曲线来表示的话，用AI来处理基础工作并不能达到最优收益，所以位于中间区间的工作反而最可能被替代。当然这其中会需要更多的物料与资源支持，但是这本身也是规模性生产的矛盾所在。智能机器的生产与发展无法回避这个矛盾。（当然围绕此问题或许还要涉及对于弱人工智能、强人工智能以及超人工智能的分析。）
最后，关于机器替代人工的普遍性问题。对于AI来说，作为一种智慧型的机器人会存在两种情况，一方面在功能上承担人类的部分动作；另一方面在资本层面上能够替代人工，而其替代成本则取决于利率。从这个意义上讲，随着资本累积的不断发展，机器、人工与利率的进路从某种程度上具有一致性，这也是托马斯·皮凯蒂理论中重要的一点。
至于从人力资本的角度探究如何应对当下这一境况。寇院长认为，在互联网时代，明星效应是一个非常值得注意的现象。当下的明星效应无疑在加大——毕竟当下的市场由过去一个信息较为闭塞的分割市场发展成为一个融合市场，从本质上讲市场的主导者占据一定的垄断租金，这也是明星效应产生的机制。在过往的传统社会里，该效应仅仅在较小的村庄和社区里发挥不了太大作用，但是在当下社会其效用难以估量。对此唯有采取高额征税的办法。
作为扶贫领域的专家，寇教授其实更希望以“赋能”一词代替所谓的“扶贫”语汇。当下的扶贫工作总是强调“划线”，而“划线”就容易引起锁定效应，从而影响激励等正反馈，相较之下“赋能”更能够促进人力资本的积累。无论进路如何，归根结底，能力与回报之间的单调性条件是不可改变的。
复旦大学第六次产业研究院副院长王小林院长的讨论则更为平实贴切。
首先，在简要回溯机器替代人工的历史之后，小林院长点出了当下机器替代人工与以往的不同：当下更强调的“机器人”不是简单的“机器”。而机器人和人的关系到底如何？这就涉及到了繁复的哲学、伦理、道德等问题。从这个层面上讲，机器替代人工的影响是长期的，甚至可能是当前我们人类社会还不足以认识的，这种边界甚至超越了某种历史的境界。
其次，回到技术本身。如果把眼光由远及近拉回到我们的现实生活，四大类技术包括数字技术、生物技术、新材料技术和清洁能源技术等对于人类工作的性质、企业的性质包括国家之间的不平衡发展都将产生深刻的影响，这是毫无疑问的。我们必须以更广阔的思维看待这个问题。
最后，关于数字技术本身。小林院长介绍了几类数字技术的典型，并总结了有关人工智能几大核心技术以及该技术具体从哪些方面达成对人类的替代，如今呈指数级发展的技术告诫我们，当下的替代会比以往历史上的任何一次替代都更快，由此可能带来的新的不平等正呼唤公共政策的积极应对。
相较于其他专家，阿里巴巴集团罗汉堂秘书长陈龙先生更加倾向于“用事实说话”。关于第一个事实便是，围绕着“就业”这一充满焦虑的话题而言，历史上几次技术革命真正带给我们的并非失业而是就业机会的增长。（譬如从数据上来看，美国1800年左右农民占据人口总数的90%，1900年时期是30%-40%，而当前美国农民占比只有2%-3%。但这些消失的农民并非是失业了，而是奔赴其他就业岗位。）工业革命的本质从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是服务业革命，技术革命从来都是人机合作的历史，而不是单纯的机器替代人工的问题。
第二个事实在于，技术发展史从来都是人类的焦虑史。英国工业革命时期曾发起砸毁机器的路德运动，这种因为纺织机的推广导致工人的失业后来被凯恩斯称为是技术性失业。而技术带来的无穷尽的革命性和人类想象力的匮乏之间向来存在着巨大冲突。技术史就是人类的焦虑史，表现为人类对这种创造其实缺乏想象力。
此外，陈龙先生从拥抱技术的角度出发阐明了该报告的重要意义。在陈先生看来，当人类站在十字路口时，所谓巨大的机遇也意味着可能错失机遇。无论从国家到企业还是个人都希望拥抱技术。如果说这次技术革命与以往相比有何不同，最明显的就在于其包容性和普及速度。无论是手机在新兴国家超过80%的普及率还是移动支付的迅猛发展，我们都会看到关于如何拥抱技术其实各个国家持有不同的态度。经济发展无论对于国家还是企业来说都是“创造性破坏”的过程。今天的技术不仅在于重构商业，也在于重构知识和智慧产生的动力和方法。在这样关键的节点之下，大学、政策性机构和企业应该联合起来，解决怎样拥抱技术的问题。
毕马威（中国）企业咨询管理的马金平先生认为，过往的机器人主要分为生产线机器人和物理机器人。而当下的机器人主要是一种数字机器人，包括两种类型：一种是采取完全结构化的、固定的业务规则，从而实现整个流程的自动化，以替代重复性工作的机器。另外一种是以诸如机器学习、大数据、自然语言处理和用户画像技术组合而成的机器，譬如合同审阅机器人，智能客服等等。与此同时，随着技术不断发展，其本身呼吁更多投入，应用场景也被不断开拓，从而创造更多兼具深度和宽度的就业机会。相对应的，我们当下的教育应该更加呼吁通识教育多于职业教育，而作为职场人士则应保持终身学习的习惯。总体而言金平先生对于技术的未来抱有非常乐观的态度，其发言给予听众关于机器和未来的诸多想象与可能性。
来自上海财经大学财经研究所的所长曹建华教授从三个方面谈及世行报告带来的体会。首先，关于本报告的主题“人力资本”，所长强调过往研究经济增长的模型都将人力资本作为最核心的变量拿来讨论。尽管这不是一个新概念，但是放在人工智能时代的背景下考察，确为一个最前沿的课题。毕竟人力资本是一个动态发展的概念。其次，报告的内容不同于一般性研究——仅仅基于大量数据和统计分析资料来进行验证。该报告不仅汇总了全球的诸多数据还接纳了许多全世界的相关研究。并且在开放中不断修改，很具有指导意义。最后，所长总结了该报告最令人印象深刻的几点：面对人工智能的冲击未来应该如何培养人力资本；人力资本指数这一概念的提出以及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设等。
总体而言，《报告》称，技术变革取代了重复性的“可编码”的工作，代之以多种新型的职业。仅在欧洲一地，据估计本世纪将出现2300万种新工作。
但是，在一个快速演变、日益受到技术影响的劳动力市场，加大对人口健康和教育的投资是当务之急；新市场和新工作需要员工具备解决问题和批判性思维能力，以及沟通和合作等人际交往能力。
同时，技术不仅在改变人的工作方式，而且也在改变人的工作条件，创造出更多非传统性工作和短期“零工”。这就使得有些工作更易于获得、更灵活，但也引起了对收入不稳定和缺乏社会保护的担忧。
发展中国家有五分之四的人从来不知道社会保护为何物。20亿人在非正规部门就业，没有稳定工资收入、社会福利或教育权益的保护。《报告》认为，新的工作模式进一步加剧了在新一轮技术浪潮出现之前就存在的困境。《报告》同时指出，要适应工作性质的变化，就需要调整社会保护，需要新方式来保护人民，无论其就业状况。
《报告》要求各国政府对其公民给予更好的照顾，呼吁普及最低程度的社会保障。中国扩大农村养老保险是为农村居民提供最低生活保障的一个范例。《报告》认为，全覆盖社会保护的成本高昂，但在有些国家可以通过劳动力市场监管改革来实现，在全球范围可以通过早该进行的彻底的税收政策改革来实现。《报告》还呼吁更新国际税收体系，充分考虑全球化的数字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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