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4月20日上午，复旦大学南土国际金融工作坊首期会议在经济学院808会议室成功举办，与会嘉宾围绕“气候变化与国际金融”问题展开了深入研讨。该工作坊由复旦大学国际金融研究中心与经济学院国际金融系联合主办，承复旦大学南土国际金融发展基金提供专项资助。首期工作坊选取6篇学术论文，分设两个专题板块进行研讨，并特邀著名环境经济学家张中祥教授致辞及担任点评嘉宾，就该问题进行跨学科交流。

复旦大学国际金融研究中心主任杨长江教授主持了致辞环节，他首先对与会者表示欢迎及感谢，并介绍了主办本次会议的初衷。他指出，国际金融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研究领域，但当前国内该领域的研究力量与其学科地位尚不相称，需要吸引和鼓励更多的研究生、青年学者参与到这一领域的研究之中。国际金融是一个生机勃勃的学科，其研究范式正在不断转型与拓展：从偏重宏观走向宏观与微观分析视角的有机统一，微观层面数据正在得到越来越多运用；从传统的涉外问题走向经济体内外问题的实质融合，例如实际汇率等分析方法在国内的市场一体化等领域也被广泛运用；从单一的经济金融分析方法而走向学科交叉，气候变化问题正是近年来被越来越多国际金融研究者所关注的交叉领域之一。举办南土国际金融工作坊是推动国际金融领域学者交流以及跨学科对话的一个尝试，工作坊以"小型、聚焦、深度"为特色定位，旨在选取国际金融领域的前沿议题开展深层次的学术探讨。

天津大学马寅初经济学院创院院长张中祥教授在致辞环节作了主旨发言，以“基于35年气候变化问题研究的点滴体会：创新、研究方向、资政与双一流建设”为题进行了分享。张中祥教授根据其在气候变化国际谈判、经济模型、政策机制设计、气候变化与国际贸易等多个领域的研究积累，介绍了每一板块的主要研究内容，并以本人在这个板块有价值工作作为示例展示研究工作的价值和意义：例如国际气候变化谈判复杂性和通过博弈论方法研究达成国际气候协议的重点和难点；在政策设计方面要在关注改善环境的同时兼顾企业竞争力、就业、收入分配等经济指标，实现环境、经济等多方面红利；在碳市场问题的研究中，通过开发的全球经济模型的深度分析定量化中国在其中的贡献和扮演的作用；在全国碳市场的建设方面，结合中国情况提出按“扩大行业-参与主体-交易品种”顺序推进等具有操作性的政策建议。此外，张教授也肯定了金融市场和金融机构在气候治理中的作用。

在致辞中，张教授还分享了他这些年工作的若干体会。在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建设方面，需要实现基于中国实践的经济学理论创新与一般意义上的经济学理论创新两方面的实质进步与共同发展。在研究问题方面，张教授认为“文献-文献”和“理论-理论”的路径都是可取的，关键是要从文献或调研和实践观察中提炼出真正有意义有价值的问题。气候变化问题对专注的要求更高，学术上涉及范围广，现实需求高且迫切，但面临期刊发表等级与气候变化、环境研究工作的创新性、挑战性、重要性不完全对称的痛点。在资政方面，基于他1998年提出中国应对其2020年单位GDP的碳排放进行控制和2009年提出中国应承诺在2030年左右对温室气体排放总量进行控制，张教授认为高校更适合做一些尚未进入国家、政府部门视野或考虑不够成熟的中长期问题的研究，引导国家和政府关注这些问题。

论文交流环节的上半场由复旦大学货币金融研究中心主任陆前进教授主持，该部分以“气候变化与基本国际金融变量”为主题，李婧教授、刘晓辉教授和杨长江教授分别报告了气候变化对经常项目、实际汇率、对外净资产等经济变量的影响问题。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经济学院李婧教授报告论文题为《“绿天鹅”事件对中低收入国家经常项目失衡的影响研究》。绿天鹅事件是指由于气候变化引发的极端事件，对金融市场、经济系统造成系统性威胁和颠覆性影响的小概率事件。该研究以52个经常项目长期赤字的中低收入国家 2006-2019年面板数据为研究样本，探索绿天鹅事件对这一群体外部失衡的影响，主要研究结论为：绿天鹅事件具有“穷人效应”，导致中低收入国家经常项目赤字问题加剧，难以实现向成熟债务国的跨越。机制分析表明，绿天鹅事件降低国内产出，阻碍正常国际贸易，强化中低收入国家国际融资约束，进一步增加中低收入国家从不成熟债务国向成熟债务国的跨越难度。该研究还发现，积极有效的政府行动能及时缓解绿天鹅事件的冲击。最后，李婧老师认为绿天鹅事件频发非一国之难，而是全球之困，可能使全球面临“三重厄尔尼诺”风险而放大全球失衡，伤及共同利益；未来应建立以国内自救为主，多边帮扶与援助支持下的应对机制，通过“债务换自然”或建立补偿机制等方式，提高整体气候韧性，维护全球共同利益。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周晶副教授对该论文进行点评。周晶老师肯定了这篇文章在选题、创新性、严谨性、政策涵义等方面的精彩之处。同时，她也提出了三点思考和建议。第一，在指标选取方面，周老师建议使用气候风险发生的概率度量“绿天鹅”时间，以缓解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第二，在分析方法方面，考虑到“绿天鹅”事件的时间线，建议尝试动态面板、事件分析、VAR等方法。第三，在贸易机制方面，可以尝试从中低收入国家出口产品的需求弹性方面，进一步支撑说明绿天鹅事件对受灾国的不利影响。

西南财经大学中国金融研究院刘晓辉教授分享论文题为《Climate and the Real Exchange Rate》。该研究将气候因素引入经典的B-S模型之中，探讨气候变化对实际汇率的影响，从理论层面扩展B-S模型，提出气候通过“气候效应下的相对生产力”（RPCE）影响实际汇率。若气候变化降低RPCE，则实际汇率趋于贬值，反之则升值。经验证据表明，如果一个经济体的温度比另一个经济体高0.19℃，那么该经济体的实际有效汇率往往会贬值5.75%到6.01%。 他们的研究还发现，只有当一个经济体的平均温度超过14℃或15℃的阈值时，其实际有效汇率才倾向于贬值。异质性分析表明，更富裕或非农业经济体更有可能出现贬值。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经济学院李兴申副教授该对论文进行了点评。他认为论文通过理论创新和实证分析，揭示了气候与实际汇率的联系，为理解全球化背景下的汇率决定机制提供了新视角；文章内容扎实，逻辑清晰，视角新颖，质量较高。李老师也提出了他的一些思考和建议：第一，在指标选取方面，建议在平均气温的基础上。尝试使用气温变化进一步分析。第二，在控制变量中，建议加入经济类因素。第三，在数据结构方面，可以在文章使用的截面数据基础上，补充面板数据分析，以捕捉气候变化、经济因素的动态影响。此外，李老师在门槛效应研究、生产率代理变量的选取、内生性问题方面，给出了可行性建议。

杨长江教授报告论文题为《气候风险对一国对外净资产的影响》。该研究认为，一国对外净资产是经常账户流量累积效应与存量估值效应共同作用的结果，气候风险对上述两个方面都可能产生影响从而作用于一国对外净资产。该研究基于2005—2019年149个经济体的面板样本数据，考察了气候风险与一国对外净资产之间的关系，得出气候物理风险与气候转型风险对一国对外净资产存在显著U型影响的结论，国家治理水平和技术创新能力分别起到正向和负向的调节作用。异质性分析表明，在经济规模较大的国家气候物理风险的影响更弱，气候转型风险的影响会更强。此外，在2015年一系列可持续发展国际协议签订前后，物理风险对净国外资产的影响差异尚不明显，而转型风险的影响在协议签订后由不显著变为显著。

上海大学经济学院金融系毛杰副教授进行了点评，他肯定了该研究的实证价值和学术贡献。同时，他给出若干建议：在主要内容方面，可进一步尝试从海外资产和负债关系、流量效应和估值效应的角度来拓展性阐述气候风险对海外净资产的影响；在检验方法方面，尝试U形检验和断点回归法；在内生性问题方面，尝试使用其他工具变量，进一步支撑研究结论。

张中祥教授结合个人的研究经历，对该场三篇文章进行了点评。首先，关于经常项目问题，张教授认可该研究着眼于津巴布韦等中低收入国家的立足点，指出这是国际上关注的重点研究方向，相关研究具有国际发表优势。其次在汇率问题方面，张教授曾研究过全球碳市场如何通过贸易成本渠道对汇率产生影响，他认为使用碳资产指标研究气候与实际汇率更具价值。另外，他建议使用季度、月度等更高频率的数据，会更有研究意义。最后在国际资产问题方面，张教授认为除了金融资产，煤炭、石油等自然“资产”也同样值得研究，这些资产的开发、使用过程与气候更为相关，具有研究价值。

论文交流环节的下半场由复旦大学金融研究院副院长徐明东副教授主持，该会议部分由杨子晖教授、谭小芬教授、陈思翀教授围绕“气候风险与国际金融安全”的主题，分享了他们的相关研究。

上海财经大学金融学院杨子晖教授分享论文题为《气候风险冲击、供应链暴露与信用风险传染》。在报告中，杨老师使用了大量的图表展示了气候风险冲击对全球信用风险传染影响的典型化事实。该研究发现，随着物理气候风险和转型气候风险的上升，国家（地区）间存在更显著的信用风险传染效应，信用风险随着供应链暴露网络传播扩散。同时，该研究剖析了信用风险在供应链暴露网络中的传导方向，发现国际信用风险在供应链暴露网络中存在双向传导关系，一国气候冲击既会沿国际供应链冲击上游国家，也会波及下游国家。杨老师也指出，政府管控力度有助于一国（地区）抵御来自贸易合作伙伴的信用风险冲击。

香港浸会大学工商管理学院助理教授陈思好老师对这篇文章做出点评。在文章价值方面，陈老师通过对文章技术方法的思考，认为文章通过简约式方法而不是复杂的结构模型，简单明了地体现出变量之间非线性的关系，颇具亮点。同时，陈老师也阐述了自己的一些想法，提出两点建议：第一是在控制变量中加入汇率制度，如资本开放度、资本管控等；第二是在供应链网络传染的基础上，进一步考虑全球金融网络的作用。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经济管理学院谭小芬教授分享论文题为《双边气候风险与中国企业跨境并购》。文章基于中国上市企业的跨境并购数据与双边物理气候风险数据，探讨了物理气候风险上升对企业跨境并购决策的影响。研究发现，物理风险上升总体上降低了企业跨境并购的概率。分目的地国家看，物理风险提升了企业向低气候风险目标跨境并购的概率，但是降低了其向高气候风险目标跨境并购的概率。这其中有两条机制：一是管理者气候关注度机制，管理者气候关注度越高，物理风险上升对其向低气候风险目标跨境并购的影响越显著；二是实物期权机制和增长期权机制同时影响跨境并购决策，其中增长期权机制的影响占据主导地位。谭老师还通过进一步研究，发现物理风险上升会影响企业的境内外投资抉择，物理风险上升也显著推动了企业新建低气候风险的境内异地子公司。全要素生产率越高、融资约束越低、技术资源需求越大的企业越有可能选择向低气候风险目标跨境并购，市场集中度越高的企业越有可能选择新建低气候风险的境内异地子公司。

同济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胡一川副教授就这篇文章分享了他的想法和见解。首先，他认为文章在选题和实证设计方面都颇为出彩。该研究从微观企业层面探讨了气候风险影响企业跨境并购的机制，补充了现有文献对气候风险经济影响的研究；丰富的异质性讨论提供了气候风险对企业境内外投资行为差异化影响的证据。不仅为企业在气候风险上升背景下的经营调整和投资决策提供参考，也为政府制定气候适应政策和跨境投资管理政策提供依据。同时，胡老师也提出了自己的建议：在文献和理论部分进一步加强；在实证分析方面，更深入地对比高气候风险目标国家与低气候风险目标国家的差异；在机制分析部分补充微观基础；在数据结构方面，使用更高维度的企业*国家*年度面板数据。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金融学院陈思翀教授报告的论文题目为《Climate Shocks and Sovereign Debt Sustainability: Testing the Resilience Dividend of BRI Infrastructure》。该研究通过构建包含122个经济体的极端天气指数，识别出极端天气冲击与主权债务韧性之间的因果关系，得出了极端天气会增加债务国主权违约风险的结论。该研究利用气象数据和准实验设计，发现农业生产率恶化是加剧违约风险的主要传导渠道，农业国家更容易受到极端天气的影响。这一研究结果挑战了传统的债务框架，指出气候脆弱国家面临内生风险螺旋，即气候冲击抑制农业产出，引发财政赤字，进一步削弱宏观调控能力。该研究还发现，通过“一带一路”倡议进行合作可以减轻极端天气对主权违约的不利影响。无论是地理上的还是制度上的互联互通，都将有助于增强主权债务管理的气候韧性，因此应通过有针对性的协调机制而使得气候-农业关系得到制度化改善。

复旦大学国际金融学院孙林副教授针对这篇文章的内容展开讨论。他认为文章在极端气候的衡量、评估极端气候的经济成本等方面极具创新性，对于理解国际合作在缓解主权风险方面的作用、国际合作与主权债务违约关系等具有重要价值。孙老师就其中几点内容进一步探讨。在极端气候风险的指数选取方面，他建议基于变量的时间序列变化、能否捕捉外生冲击、变量与极端气候事件的关联等角度做进一步考虑极端气候风险指标。在实证检验方面，建议剔除极端观测值的影响，并尝试从多个角度进行拓展性分析：机制上考虑就业水平、贸易占比、“一带一路”的援助数量等；尝试检验其他形式的国际合作的影响；补充使用其他类型的外生气候冲击进行样本外检验等。

最后，张中祥教授点评总结了本场三篇论文。关于供应链与信用风险传染问题，张教授建议考虑供应链模式差异，结合供应链中的商品种类和技术种类，区分垂直合并和水平合并下的产业链，关注供应链中的子公司情况。张教授结合具体案例，如日本海啸导致全球汽车供应链断裂，中欧新能源汽车产业的供应链结构差异和风险韧性差异，简明扼要地说明这些问题。关于跨国并购问题，张教授提出研究企业跨国并购时要注意商品层面的考虑，如油气资源被大国占领，企业不得不通过并购获取大国资源；同时进一步细化并购方式分析，区分参股和全面并购。关于主权债务问题，张教授提议在控制变量中纳入“一带一路”国家层面的特点，比如国家政策等；同时针对相关国际争议进行更为具体的讨论。

参加本次会议的还有华东师范大学李巍教授、湖北工业大学杨霞教授、上海第二工业大学程晓刚老师等校内外师生。会议气氛热烈，讨论深入，与会者一致称赞这是一场“小而精美”的学术会议，期待后续举办更多类似的学术交流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