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9月10日，第44期RICE-CCES沙龙“当前经济形势的研判与政策选择”在复旦大学经济学院801会议室举行，讲座由上海高校智库——复旦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RICE）、复旦大学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研究中心（CCES）、复旦平安宏观经济研究中心（FPRIM）联合举办。复旦大学文科资深教授、经济学院院长、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张军教授，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寇宗来教授、奚锡灿副教授参加了本次讲座，讲座还邀请到上海师范大学商学院院长刘江会教授、同济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副院长钟宁桦教授和复旦大学国际金融学院施东辉教授。
讲座由复旦大学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陈钊教授主持。陈老师在开场介绍中指出，RICE-CCES系列沙龙的重要定位就是将学术研究与重要的政策问题相结合。陈老师还援引了总书记在当日全国教师大会上的发言与参会师生共勉，大家应本着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参与有关政策的讨论，为中国式现代化进言献策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同时，陈老师进一步点出了政策讨论的两类逻辑：一是在给定的约束下制定最优政策，二是讨论既有的约束能否有一定突破。
施东辉教授分享了有关应对通缩的洞见。施老师指出除了知名人士近期的发言外，很多迹象也能够佐证通缩问题的存在和紧切：物价走低，房市大幅下跌，居民部门“去杠杆”。施老师指出，日本和美国的实践表明通缩犹如一场慢性病，需要积极的政策工具予以应对。他认为对抗通缩有四点要遵循：一是货币政策宜出重手、二是财政政策不宜反复摇摆、三是重视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协同、四是高度重视预期管理。最后施老师还特别强调了预期管理的重要性，“挤牙膏”式的政策出台方式不宜提倡，对政策做补充性解释时也要注意对预期的影响。
刘江会教授从全球产业链重构的角度，指出中国经济面临新的挑战。过去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得益于在全球范围内参与专业化分工，下行压力也与产业链重构的背景有关。刘老师指出，过去跨国公司主导的全球化以效率为导向，但近年来随着国际格局变化，安全的逻辑愈发凸显，中国向发达国家市场的出口也面临“迂回”。刘老师强调，在新一轮科技和产业革命的背景下，中国参与全球产业链分工面临“回流”和“分流”的双向压力，岗位和税收外流、韧性和安全性难题等多重挑战凸显。刘老师认为，应对全球产业链重构的压力，需要在国内加快形成巨型城市群，充分发挥巨型城市群在构建国内统一大市场和畅通产业内外循环中的空间价值，同时通过全面深化改革，促进高水平制度型开放。此外他还提到营造产生更多“具有科学家精神”的企业家和“具有企业家精神”的科学家的体制和生态环境，对于中国突破关键技术掐脖子和应对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的挑战具有重要意义。
钟宁桦教授指出地方隐性债务的问题亟需关注，问题的根源在于向未来借钱但投向了不盈利的领域。中央层面的治理需考虑三重风险：既要防道德风险，又要防系统性风险，还要防经济下行风险。钟老师还进一步指出，中央对地方债务的治理需兼顾经济发展，目前在尝试包括扩大专项债、扩容超长期特别国债、消费税等诸多方案，理论和实践方面都需要很多的研究和探索。
奚锡灿副教授分享了对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理解。他指出，近期政策更加重视服务业高质量发展。这既是因为 “后工业时代”的到来，也与通缩和就业的短期压力有关。奚老师强调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有助于缓解消费不足的困境，也可以缓解工业自动化等因素带来的就业压力，其中高技能服务业的发展对于高教育人群的就业尤其重要。他还指出，服务业高质量发展对中国来说是新的难题，产品的非标化和个性化使得传统产业政策不再适用，而产品质量的难以度量和核查，则对正式和非正式制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奚老师最后强调，在服务业占主导的后工业时代，在发展政策上不能一味偏向工业和实物投资，同时要减少对于许多服务行业的准入限制和不当监管。
寇宗来教授分享了他对议题的一些深刻思辨。寇老师指出，新形势下的政策讨论不再是纯粹的经济学问题，认为目前面临三组基本矛盾：地缘政治尤其是中美关系发生了深刻变化；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发生了变化；数字革命方兴未艾。从这些主要矛盾出发，寇老师认为，作为脱钩断链的镜像问题，中国应对通缩和美国应对通胀都很有挑战性，债务矛盾突出源于土地创造的价值骤降，货币政策效果不明显则与创业环境和企业家精神有关。最后寇老师总结了几点洞察：（1）经济学家需要采用政治经济学的视角来理解问题，尤其是要重视地缘政治的影响；（2）微观主体需要从整体和历史的角度理解政策问题，认识到中国处在一个“战略防御”时期；（3）政策制定者要充分重视预期管理。
张军教授就当前全球经济面临的困境分享了他的看法。张老师指出要把中国经济放到全球的背景下去看，由于前几年的疫情冲击，全球面临悲观的预期，也造成中国经济面临的债务违约风险和需求收缩问题。张老师结合近期自身的研究谈到，近期的债务违约问题是收入和支出流量收缩导致的结果而非原因，疫情作为重要的导火索使得全球各经济体都面临流量收缩，至今未能恢复到应有水平。张老师还指出，由于地缘政治的主导使得全球经济日趋割裂，中国的经济恢复难度有所加大，而美国经济也变得远比2008年金融危机后的恢复状态更复杂。对中国来说，即便战略上加大对“全球南方”国家更紧密联系，国内经济也仍需经历调整与转型阵痛。张老师最后总结指出，中国的市场主体必须适应经济发展的新阶段，也要适应产业结构转型和全球经贸流量收缩的“阵痛”，寻找新的突破口。
本次讲座吸引了众多师生参与，也得到了澎湃新闻、第一财经、观察者网等媒体的关注和报道，沙龙在热烈的氛围中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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