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后欲立国于世界舞台，当从研究旧有之思想下手，建设新经济科学。”——唐庆增（《经济学概论》，1933）
经济思想与经济史的研究，多年以来一直是国内国外经济学研究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自现代意义上的经济学出现以来，经济思想的研究就随着经济学研究的展开而不断发展，从某种意义上而言，经济学本身就是一部经济思想史；而经济史研究，最早是从属于历史学研究的一个分支，到后来经济学运用经济学方法分析历史上的经济现象从而转变为历史与经济学两大学科共同关注的问题。
复旦大学经济学科自建立之时起，即以史立本，以经济思想史与经济史作为传统的特色学科和重点学科，成为国内该领域研究的重镇，是中国著名的相关研究教学的四强之一。百余年来，经济史学科发展几经沉浮、历久弥坚。
一、历史积淀
1905年，复旦公学建立，学科分为二类，第一类经学科包含商科大学之预备。
1917年，复旦公学创办大学本科，改名为复旦大学，商科与文科、理科并立，成为三大学科之一，设立普通商业系。1919年，薛仙舟教授创议建立“国民储蓄合作银行”，这是中国最早的信用合作社，也是商科的实习基地。孙大权教授考证认为：“合作主义”思潮兴起于复旦大学。
1920年，商科分设银行系与工商管理系；1923年调整为银行金融系和商业管理系；1926年增设会计学系和国内外贸易系。
1929年复旦大学系科改组，商科改为商学院，并于1946年增设合作学系，成为最早设有合作学系的三所大学之一。
另一方面，1922年，复旦大学经济学系成立，隶属文科；1929年系科改组，经济学系隶属于法学院。
1940年6月复旦大学经济研究室成立；1944年商科研究所成立；1947年商科研究所迁沪，改名为经济研究所，隶属于法学院经济学系。
截至1949年，复旦大学商学院和经济学系共培养毕业生3364人，占全校历届毕业生总数的三分之一，为我国经济事业建设输送了大批人才。也正是在这一时期，以李权时、唐庆增和夏炎德为代表的一代大师鸿儒，奠定下了复旦大学经济思想史和经济史研究的深厚根基。
李权时1895-1982
李权时（1895-1982）先生，于1918年毕业于清华学堂，两年之后于芝加哥大学获得经济学硕士学位，1922年获得哥伦比亚大学财政学方向博士，博士论文为《中共中央和地方的财政》（Central and LocalFinance in China : A Study of the Fiscal Relations Between the Central, theProvincial, and the Local Governments, 1922）。博士毕业之后，李权时先生旋即回国，在复旦大学先后历任商科学长，经济学系第一任系主任（1929年-1932年），第一任商学院院长（1930年-1938年）。
复旦大学经济类学科早年的建设和扩张，李权时先生功不可没；正是在其担任商科学长之后，1924年，复旦大学商科学生人数到达301人，占全校学生总人数67%之多。他同时也是中国经济学社的骨干成员之一，为在中国传播经济学理论以及推动中国经济学科的建设做出了巨大贡献。
1927年，李权时先生的《中国经济思想小史》出版，这是其第一本在国内出版的著作，同时也是最早的一本关于中国古代、近代经济思想的简易通史；
1934年，出版《现代中国经济思想》，成为我国第一部民国经济思想史。不过李权时先生研思想史，兴趣不仅止于思想史本身，而是希望引入西方经济学的框架，梳理我国传统文献中类似的经济思想，以推动经济学在国内的传播，加强国内经济学的研习。
这和其于1929年开始主编《经济学季刊》的初衷是一致的，即让中国经济学术界可以登世界学术之林。据统计，李权时先生编著出版的著作达到41种之多，这在当时国内经济学人中是罕有的。今时今日，谈及国内早期“财政学”“中国经济思想”或是“商业制度”等领域的研究，都绕不开李权时先生。
唐庆增1902-1972
唐庆增（1902-1972）先生，1920年留学美国，1923年获密西根大学经济学学士，1925年获哈佛大学硕士。回国后任上海中国公学大学部、上海商科大学、复旦大学、中央政治学校、暨南大学、浙江大学等校教授，光华大学、大夏大学经济系主任；新中国成立后，长期担任复旦大学教授。并于李权时先生之后，继任《经济学季刊》总编辑一职。到1937年5月停刊为止，《经济学季刊》总编辑仅有李权时和唐庆增两人而已。
20世纪30年代，唐庆增先生是国内最著名的理论经济学家之一。刘秉麟曾言：“唐叔高先生对于理论上之纂讨，真是朝夕孜孜，日深一日，其体大思精之处，前途正未可限量。”（《刘秉麟先生序》，刘絜敖：《经济学方法论》，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而同为复旦大学教授的夏炎德先生对其推崇备至，将他与马寅初、刘大钧、李权时、叶元龙并列为中国五大经济学家。
唐庆增先生于1925年回国后，即开始研究和讲授“中国经济思想史”，积10年之力，于1936年出版《中国经济思想史》（上卷）。该书内容为原始社会至秦末的上古经济思想史，采用以作者、学说（专题）、派别、时代并重的新派经济思想史分析框架，是唐庆增中国经济思想通史三部中的第一部。可惜其余二部中世和近代经济思想史的专著最后未能完成。但他还发表了大量有关中世和近代经济思想史的论文，如盐铁论研究，孙鼎臣、陈炽、曾国藩、郑观应、汤寿潜、徐光启等人的经济思想研究；加上他还有不少关于外国经济思想史的论著，可见唐庆增不仅是研究中国先秦经济思想史的专家，而且是有体系通论古今中外经济思想史的大家。唐庆增先生研究经济思想史的首要目的是创造中国的经济科学，“欲产生一适合国情之经济思想，非研究中国经济思想之历史不可，学者当注意现在中国经济组织之内容，再细察过去中国经济思想之得失，采用学说之长而创一新思想，以解决现在之经济问题”（《中国经济思想史》（上卷），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第4页）。因此他虽注重中国传统经济思想，却不盲从，而是详察其中之得失，认为中国数千年来，思想家及政治家发挥经济思想者甚多，但只有经济学说而无经济科学；中国经济思想历史虽长，而进步非常迟缓，中国现时物质文明的落伍，未始不是经济思想不发达所造成。并强调私有制和企业自由制度，加上价格机制和现代工业组织自动调节经济活动之妙用，共同促成现代物质文明之进步。这在当时强调统制经济的中国学界，不仅罕见，而且难能可贵。也正因为如此，唐庆增先生中国经济思想史的有关论述在今时今日仍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夏炎德1911-1991
夏炎德（1911-1991）先生，1931年考入上海暨南大学西洋文学系，后转入经济系学习，1935年取得法学学士学位；同年，夏炎德西渡英伦，进入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学习，师从著名经济学家罗宾斯（Lionel Robbins），攻读硕士研究生，在其指导下研究“均衡与调节”课题。抗日战争爆发后，夏炎德先生中断博士学业回国，先后任暨南大学经济系教授、江南大学经济系主任，被聘为中央研究院秘书、中央大学教授，历任暨南、东吴、沪江、大夏、四川、中央、复旦等大学经济学教授，1945年后一直在复旦大学任教兼经济研究所导师（期间曾一度兼任江南大学经济学系主任）。夏炎德先生的研究领域极广，1937年，他翻译出版了瑞典经济学家卡尔·古斯塔夫·卡塞尔（Karl Gustav Cassel）的《经济学之数量研究论》，这是最早引入国内的计量经济学著作之一。并且他还是国内最早意识到经济制度问题研究重要性的少数学者之一，在夏炎德先生看来，经济制度是20世纪文明的中心问题，这方面的研究应作为经济学家与社会思想家的重大课题。因此于三四十年代，在其任教的大学中开设经济制度问题研究课程，鼓励学生从事这方面的研究工作。他最早的文章《论经济制度之研究》于1943年发表在《经济论衡》创刊号上。此外还需要提及的是夏老在暨南大学学习期间，曾著有《法兰西文学史》，该书于1936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作为大学教本。这是我国学者撰写的第一部法国文学史，书中系统梳理了自中世纪至20 世纪现代法国的文学发展史。夏炎德先生认为，文学不是作家个人孤立的产物，而是反映时代精神社会生活的镜子；文学史不能单是作家作品的汇集，必须要是文学演进。这种对待西方文学史的研究态度同样体现在其经济思想史和经济史的研究之中。
1948年，夏炎德所著的《中国近百年经济思想》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原书稿成于1940年，系应《学林杂志》（中英庚款董事会出资）之约而著，因战乱而搁置。这是我国第一部比较系统的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著作，现在仍然是研究中国近代经济思想的必备参考书。1991年，《欧美经济史》由上海三联书店出版，这是夏老晚年最重要的作品，它是中国学者独立编著的第一部欧美经济发展通史，“以中国人的眼光观察，用我们自己惯用的文字表达”，对西方国家自古至今长期发展的经济史作了全面系统的概述。只可惜夏老生前未能看到自己的著作问世。
二、薪火相传
新中国成立之后，复旦大学经济类学科经历系科调整发展时期。
1949年，英士大学和暨南大学经济学系并入复旦大学经济学系；与此同时，经济学系经济研究所亦改组，招收了新中国第一批研究生。
1952年，全国高等学校院系调整，复旦大学商学院与所属各系科整体调整出复旦大学，组成上海财经学院；而经济学系方面共有8所大学经济学系（包括之前的英士大学和暨南大学经济学系）与复旦大学经济学系合并，组成新的复旦大学经济学系。
张薰华教授
1956年，经济学系的教学机构合并改组，设立国民经济史教研组；1962年10月，张薰华教授担任经济学系系主任后，将原设的国民经济史教研组改名为经济史教研组，教研组成员10人。
1981年，经济学系教学机构调整，经济史教研组改设为中国经济史教研室和外国经济史教研室；1986年，只保留中国经济史教研室。
1991年，教学和科研机构做进一步调整，分设外国经济学说史教研室和中国经济史学教研室；1992年，经济学院向实体化方向发展，经济学系下属教学科研机构进一步调整，设立中国经济史学教研室和外国经济思想史教研室；1994年，只保留中国经济史学教研室，一直延续至今。
秉承着经济学系青老挂钩的师资队伍建设培养传统，老教授培养青年教师快速进入教学科研第一线，青年教师协助参与老教授研究课题，相互扶持、共同探讨。在这一段时间里，有着深厚历史积淀的经济史学科茁壮成长，逐步发展壮大，形成了老、中、青三代相结合、完整的经济史与经济思想史教学和科研体系，形成一系列重要成果，在国内外经济史学界均有产生相当的影响力。
彭信威1907-1967
彭信威（1907-1967）先生，被誉为“中国货币史集大成者”。其早年就读于天津南开中学，1927年自费赴日求学，就读于东京高等师范学校英语系，学习英国文学。“九一八”事变后辍学归国，在上海神州国光社从事编辑工作。1934年彭信威先生赴英伦游学，一开始并没有明确的研学目的，只是为了进一步研究英国文学。曾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听课，旁听牛津大学英国文学史，并在一家夜校攻读法文，其余时间则在大英图书馆翻译书籍和搜集资料。为了研究欧洲文学，彭信威先生精通了英、俄、日、法、德等诸国语言。后受叔父彭学沛的指引，希望其能够了解西方国家货币金融情况，所以开始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集中修读财政、金融为主的课程，同时翻译各国预算制度与战后货币金融方面的文献。
1937年彭信威先生回国，经宋子文安排，就职于中国银行总管理处，任国外部副主任，负责外汇统计等工作。这时他一方面能够近距离观察中国金融业的运作，另一方面又能将在英国所学理论加以运用，因而开始在学术刊物上发表与经济、金融相关之论文，为改革中国金融业不断出谋划策。1943年，因为学术研究的兴趣日益浓厚，彭信威先生索性辞去金融业职务，改任重庆复旦大学银行系教授。也正是在这一年，他开始着手撰写《中国货币史》，历经十年，由初稿的十几万字，最终扩充至数十万字，于1954年由群联出版社出版。此后，彭信威先生又耗费十年时间不断修改增订，最后于1965年版的《中国货币史》篇幅达到了七十余万字。
《中国货币史》无论从分析方法、体例还是叙事逻辑上来说，都是中国货币研究史上的一次创新。全书八章二十四节内容，围绕着四个主题——货币制度、货币购买力、货币研究以及信用和信用机关，将几千年的中国货币流变统摄在一起。叶世昌教授评价认为，《中国货币史》将浩瀚的史料组合为一个富有逻辑的有机整体，是对中国货币史总体设计上的创制。美国东亚研究资助与翻译中心的学者卡普兰（Edward H. Kaplan）注意到这本书，在美国国家人文学科基金会资助下，与20世纪80年代进行翻译，1994年出版了该书的英文版。时至今日，此书在国内外仍然是研究中国钱币学和货币史的入门必读书目之一。2020年，上海人民出版社、东方出版中心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三家出版社先后再版《中国货币史》，足见彭信威先生影响力之巨。
1952年，由于全国高等学校院系调整，彭信威先生调至上海财经学院任教。但是其学生，叶世昌教授，深受先生的影响，承接其衣钵，后成为复旦大学在经济史学领域的代表性人物。
朱伯康1907-2005
朱伯康（1907-2005）先生，解放后经济学系第一任系主任（1949年-1952年），后任国民经济史教研组和经济史教研组主任。朱老前半生是戎马疆场、出生入死，后半生则是埋首典籍、钻研学术。1927年，朱伯康先生考上南京军事工作研究养成所，进入南京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学习；不到一年，养成所解散，他回到上海，就读于上海劳动大学农学院农艺系。1928年，他被分配到蔡廷锴所部第十师三十团三营任指导员，前往海南岛琼崖驻防。年底由于军阀混战，请假回沪，于1929年在上海劳动大学复学，转入社会科学院经济系学习。1930年毕业后，受昔日劳动大学老师陶希圣邀请，前往北大担任陶希圣德助理，“九一八”事变后离开。
“一二八”淞沪抗战中，朱伯康先生任十九路军总指挥部中校参谋，在枪林弹雨间，与华振中一起写下《十九路军抗日血战史》，真实记录淞沪会战情形。1933年，该书正式出版，成为研究十九路军和“一二八”淞沪抗战的重要史料。
1934年，朱伯康先生负笈德国，开始了人生的新旅程，他先是就读于德国柏林大学，后转入德国法兰克福大学，师从经济学家盖洛夫（Wilhelm Gerloff）。1937年，朱伯康先生获经济学博士学位，博士论文为《中国国家财政与财政制度》，这是第一部用德文写作，向西方系统介绍中国财政史的著作，后由莱比锡汉斯波斯克出版社出版，列入法兰克福经济科学研究丛书。
1937年，朱伯康先生回国，先后任教于广东中山大学、遵义浙江大学和重庆中央大学。1947年，经劳动大学时期的老师李炳焕先生的引荐，受聘于复旦大学商学院。朱老自谓这一年对其“一生来说是一个转折年”。此后，他在复旦大学任教长达40余年，终老于上海。
朱伯康先生早年与祝慈寿先生一起，合著《中国经济史纲》，这是第一本论述中国从远古至近代经济发展的通史。但是他最大的心愿是完成一部中国经济的通史著作。文革期间抄家，已经完成的书稿下落不明。1986年，80岁高龄的朱老退休之后开始重新整理撰写旧稿，得到许涤新教授的鼓励和支持。后来他与自己的学生施正康教授合作，终于完成了《中国经济通史》这部130万字的巨著，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于1995年刊行。
当时学者评价认为，“该书以其篇幅之巨，囊括内容之详，跨越时代之久远，在迄今国内的同类著作中可谓是绝无仅有；同时《通史》一书在史料的攫取，体例的安排，研究的方法，叙述的气势等等方面，也都能独辟蹊径，自成一家”（张正，《“让历史事实说话”——评朱伯康、施正康著< 中国经济通史>》，《社会科学》，1997年第2期）。不过朱老对这一版《通史》仍然有些不满意，指导施正康教授继续修订，删去了大段的原著引文，精简内容，同时又补充了近代经济史部分，在历经十年增删修改之后，新版《中国经济通史》终于由复旦大学出版社于2005年出版问世。此书是朱老一生研究的结晶，也是其最重要的学术著作，至今仍是该领域的权威著作之一。
吴斐丹1907-1981
吴斐丹（1907-1981）先生，1925年考入厦门大学预科班，1927年就读武汉国立第二中山大学。学校被迫解散之后，吴斐丹先生于1928年转入复旦大学，攻读社会学系。1931年毕业之后，因种种原因，吴斐丹先生逐渐开始关注经济问题，因此他决定东渡日本，学习国外的经济理论。1933年吴斐丹先生抵达日本，先后在库页岛、北海道、鹿儿岛等地调研。由于中日关系日益紧张，最终于卢沟桥“七七事变”后回国，先后辗转上海、武汉，最后抵达香港。1939年，在时任复旦大学教务长的李炳焕先生的邀请之下，他前往重庆复旦大学任职。
新中国成立后，吴斐丹先生进一步投入学术研究和教学工作中。1957年，在其推动之下，《世界经济文汇》创刊，吴斐丹先生担任主编，希望借此将国外刊物中有价值的文章译介到国内，因此早期《文汇》全部的文章都是国外经济文献译本。而如今，《世界经济文汇》是国内具有重要影响的权威经济学刊物之一。
1979年，吴斐丹先生开始关注人口问题，他组织并成立了复旦大学人口研究室；同时，1980年，在他的努力之下，“上海人口学会”成立。另一方面，由王亚南主编，吴斐丹先生主持修订的《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选辑》于1979年出版；1981年他与张草纫选译并出版了《魁奈经济著作选集》；其遗著《经济学说史》于1984年出版。为我国古典经济学领域的研究工作展开提供了巨大帮助。
陈绍闻1912-1991
陈绍闻（1912-1991）先生，1942年毕业于中央大学研究院法科研究所。解放前先后任交通大学贵州分校讲师、副教授，国立编译馆编审，西北大学和安徽大学教授；解放后任金陵大学副教授，兼任南京大学副教授。1952年全国高等学校院系调整，调入复旦大学任教。
1981年经济学系教学机构调整时，陈绍闻先生争取将原经济史教研组一分为二，设立中国经济史和外国经济史两个教研室，分别由他和方崇桂教授担任主任和副主任。在教研室创办初期，陈绍闻招兵买马，从历史系等多学科招揽人才，使相对冷门的经济思想史教研室一度壮大到十余人。
同时面对当时中国经济史学类教材稀缺的情况，陈绍闻先生积极组织师资力量编写教材，出版了《中国古代经济文选》、《中国近代经济文选》、《中国古代经济简史》和《中国近代经济简史》。1977年，在陈绍闻的牵头下，又开始编写《中国经济思想简史》，主笔人是叶世昌教授，这本当时售价3毛5分的教材在全国形成了较大的影响力。因为当时国内只有一套由胡寄窗教授所著的中国经济思想史书籍，全套三本，每本都是大部头。而这本《中国经济思想简史》，篇幅简明凝练，“没有一句废话，没有一个字是可以去掉的，就是说言简意赅，提纲挈领，抓住了最根本的东西，而且观点鲜明”，徐培华教授评价说。
1980年，复旦大学的陈绍闻、上海财经学院的胡寄窗还有北京大学的赵靖，联合发起成立了中国经济思想史学会，形成了经济思想史研究界三足鼎立的局面。今日复旦大学经济思想史和经济史的教学科研组织机构，可以说是当年陈绍闻先生奠定下来的基础。
伍丹戈1912-1984
伍丹戈（1912-1984）先生，1929年考入私立上海光华大学，就读于政治学系。毕业后在申报流通图书馆馆长李公朴先生的引介下，进入图书馆工作，同时在李公朴主持的申报业余补习学校中兼课。“八·一三”淞沪会战爆发后，伍丹戈先生到私立成都光华大学任教，为经济学系副教授。1944年，进入四川省银行经济研究所，后又受聘于中国工业经济研究所任研究员。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上海市税务局顾问、副处长，先后在圣约翰大学、大同大学、立信会计专科学校、上海财经学院执教，最后执教于复旦大学，直至退休。
伍丹戈先生早年专注于当代财政学，六十年代后期开始转向经济史研究，其一方面有着良好的史学功底，另一方面又积极接纳国际学术界的新方法、新工具和新思想。其代表作，《明代土地制度和赋役制度的发展》，在海外明清经济史研究中产生重要影响。
伍丹戈先生是国内最早将定量研究方法引介入经济史学科的学者之一。1985年，《复旦学报》第五、第六期，分上下篇刊发伍丹戈遗稿“定量分析法在中国经济史中的应用”。直至弥留之际，他仍在推进这一改革。目前国内许多史学研究者都深受伍丹戈先生的影响。例如萧公秦教授就回忆说：“我有幸认识了复旦大学的研究中国古代经济的教授伍丹戈先生。他是我的第一个学术上的启蒙老师，使我学到了治学的基本路径。我几乎每周都会到他家去借线装本的《东华录》。在他的影响下，我对明清史发生了兴趣。我还帮助他翻译了哈佛大学教授柏金斯的《中国农业的发展》一书的几章”。（《“思想者是幸福的”——著名学者萧公秦教授访谈录》，《历史教学》2005年6月）华南研究代表人物，刘志伟教授就曾言其有关明清赋役制度中的“均平”概念实际上来自于伍丹戈先生的影响，“伍丹戈先生对我影响很多，有些东西是潜移默化的。我当年在伍先生家真的是无话不聊……伍丹戈先生当时谈过很多关于江南均田均役的问题，他很强调均田均役对理解明清社会经济的重要。他谈的时候，我也是半懂不懂，只是努力去想，后来自己读史料，再做思考的时候，肯定有受到他的影响，一再思考他的问题”（《刘志伟谈社会经济史研究的转变》，《上海书评》2018年7月15日）。中山大学陈春生教授当年的博士论文被认为是用计量史学方法研究中国社会经济史的杰出范例，也是来自于伍丹戈先生的影响，“那应该算是我在硕士阶段结下的缘分。1983年底，我在上海见到了复旦大学伍丹戈教授，在两个小时的谈话中，他指点我如何在物价研究中运用数理分析方法，以后半年里又多次来信指导并惠赠统计学著作，正是由于他的教诲，我才注意到历史学的计量研究问题”（《以史学为业，求内在超越——访陈春生教授》，《历史教学问题》2005年第1期）。
日本明清经济史家森正夫在先生逝世后，撰文写道：“伍丹戈先生的论著每本都是很扎实和有分量的内容，具备着明晰的理论和有关历史进程的展望，在中国形成了明清社会经济史的新基础。”
正是在这些前辈学者的言传身教之下，形成了复旦大学经济史学科的独特传统：一方面有着良好的传统史学训练，一方面又吸收了西方经济学的训练，善于从问题着手去搜寻、整合和梳理材料，以标准的经济学逻辑去解释历史材料。其中的代表者如叶世昌教授，师承彭信威先生，《中国货币史》一书奠定了其基本的研究方向。但是叶老对于中国历史上的货币和金融问题的研究又不同于彭信威先生的分析框架，而是系统应用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基础；同时强调从具体的历史背景出发研究问题。1963年，叶世昌教授对胡寄窗教授《中国经济思想史》一书的商榷，反对“古人思想现代化”，之后在全国范围内引发的讨论，实际上就是两套理论系统的交锋。
叶世昌教授数十年来持续不断地在中国经济思想史和金融史研究方面推进，关注学科的研究方法、体系架构、史料发掘等问题，逐步形成了经济思想史研究和金融史学研究相结合、重点问题探讨和系统教材撰写相协调、理论抽象和历史描述相统一的鲜明特色。
其撰写和主编的论著《中国经济思想简史》获得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著作奖（1979-1985）；《中国货币理论史》获得全国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著作一等奖（1995）；其他如《古代中国经济思想史》、《近代中国经济思想史》、《中国古近代金融史》等著作也获得了学术界的认同和好评。2018年，叶世昌教授获得鸿儒金融教育基金会颁发的“中国金融学科终身成就奖”。
李民立教授，师承伍丹戈先生，自伍丹戈先生在圣约翰大学教书开始，就受到伍丹戈先生影响，学习财政理论；之后又随着先生主攻中国经济史；参与由陈绍闻先生组织的《中国古代经济简史》的撰写工作。叶世昌教授负责中国经济思想史教学，李民立教授则负责中国经济史教学。和叶世昌教授的观点类似，李民立教授亦主张从中国特殊的历史背景出发，研究中国经济史的相关问题，特别是对中国传统社会的财产制度，形成了自己独有的一套理论。
夏炎德先生博学多通、温文尔雅的君子风度；朱伯康先生为学一丝不苟、大气随和的军人风度；吴斐丹先生学而不厌、诲人不倦；陈绍闻先生不遗余力提拔后学；伍丹戈先生泓涵演迤的学识；叶世昌教授甘坐冷板凳，严谨治学、锲而不舍……这些老前辈为人为学的态度，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后学。
吴申元教授
徐培华教授
施正康教授
吴申元教授，师承陈绍闻先生，徐培华教授，师承陈绍闻先生和叶世昌教授，两位主攻中国经济思想史；施正康教授，师承朱伯康、李民立和伍丹戈先生，主攻经济史。前辈后学薪火相传，既有扎实的经济学理论基础，又具备深厚的国学根基，塑就了自成一脉的复旦大学经济学院经济学史学科。
然而不可否认的事实是，在国际和国内经济学科大环境的影响之下，最近数十年来经济思想史和经济史学科不可避免地式微了。如何将经济史学科融入当下经济学发展潮流，摆脱其被日益边缘化的境地，是亟待解决的难题。
三、迈向未来
最近十余年来，复旦大学经济学院经济史学科不断探索、发展面向未来的经济学史学科。2009年，由李维森（韦森）教授牵头，成立了复旦大学经济思想与经济史研究所，汇聚经济思想史和经济史研究领域的中坚力量。自张军院长上任以来，积极推动经济史学科的建设，从海外聘请了该领域的一些重量级学者，例如王国斌教授、马德斌教授和孙广振教授等；从美国、英国、日本、香港引进了一批中青年的学者；构建起包含两大类别——经济思想史和经济史，三个子方向——外国经济史、中国经济史和经济思想史，完整的经济史学科架构体系。
经济思想史方面，有马涛教授、李维森教授和孙大权副教授。
马涛教授师承叶世昌教授，长期从事东西方经济思想的比较研究，承担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西传统经济思想的比较与中国发展道路的历史关联”；在《中国社会科学》等刊物上发表论文百余篇，出版学术专著十余部。
李维森教授，致力于引介国际前沿经济学和跨学科理论，目前主攻货币理论史和货币制度史研究；策划和主编了“当代制度分析前沿系列”、“西方经济社会思想名著译丛”、“人类经济社会思想探索前沿丛书”和“现代货币理论译丛”等丛书；承担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货币与商业周期理论的起源、形成与发展”，重大项目“世界货币制度史的比较研究”；在《中国社会科学》、《经济研究》和《经济学季刊》等刊物上发表论文百余篇，出版学术专著十余部。
孙大权副教授，主攻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研究20年，系统研究西方经济学在近代中国的传播与流变过程，在《中国经济史研究》等刊物发表论文20余篇；代表作《中国经济学的成长：中国经济学社研究》，获教育部全国百篇优秀博士论文奖以及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
经济史方面，则有李楠教授、陈硕教授和李丹教授。
李楠教授，从事长期经济增长与发展、历史经济分析、历史计量方法与应用、中国传统社会政治经济等领域的研究；先后在Explorations in Economic History、Australian Economic History Review、《经济研究》、《历史研究》、《经济学季刊》、《中国经济史研究》、《中国人口科学》、《社会》等国内外核心期刊发表论文30余篇；目前主要从事的研究内容包括：近代大规模传染病（鼠疫、血吸虫）、自然灾害（水灾、旱灾、地震）、社会动荡（太平天国起义）爆发对乡村经济社会发展的长期影响，区域文化差异（如妇女地位）的经济起源，近代中国社会分家制度与地权分配，中国艺术品金融市场，以及采用基因距离、空间计量等工具考察中国历史上文化整合、文化扩散对经济发展的长期影响，国家治理与民族融合发展等。
陈硕教授，研究主要集中于发展经济学、政治经济学、经济史及中国经济等领域，探索我国国家治理特征的社会经济驱动因素及长期影响；先后在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American Economic Journal: Applied Economics、Journal of Economic Growth、《经济研究》、《金融研究》、《管理世界》、《世界经济》、《统计研究》及《经济学（季刊）》等国内外核心期刊发表论文数十篇。
李丹教授，研究领域为经济史,城市和区域经济,发展经济学；先后在Economic History Review, Explorationsin Economic History，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Money and Finance, World Development, Review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Papers in Regional Science等SSCI期刊十余篇。
自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来，国际上经济史研究出现重要转向，一方面是开始尝试运用经济学理论与统计量化工具对传统经济史问题进行考察，并且得到了一系列与传统观点不同的结论。一场“新经济史革命”由此产生，历史计量研究登上舞台，成为经济史研究的主流；另一方面，强调历史和制度分析的制度学派兴起，更是推动了对制度变迁和经济史研究的热潮。在国际上以诺思、福格尔等人为代表的新经济史学派以及以格雷夫等人为代表的历史比较博弈分析，将经济史、制度史的分析推向了新的领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
时间进入到21世纪，随着微观应用计量技术的发展，历史计量学研究又发生了新的变化。在研究目的上，新历史计量学与传统历史计量学相比不仅仅强调对历史上重大历史事件的分析与解释，而且更加注重通过历史事实的考察对现有经济理论的拓展和考察；在研究方法上，一改传统历史计量学侧重变量之间的相关分析，新历史计量学更加注重采用历史自然实验的方法对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加以识别；在数据使用方面，传统历史计量学侧重对经济现象与问题时间维度的考察，多采用时间序列数据分析，而新历史计量学则更加侧重既有时间维度又有空间维度的面板数据以及微观数据的使用。此外，在研究问题方面，侧重考查重大历史事件对当前经济社会发展影响的历史发展问题，作为新的研究方向进入历史计量学研究视野。简言之，当下经济史学科研究体现出三个明显趋势：系统数据的搜集及整理、前沿计量方法的运用以及与经济学一般理论结合。这三个趋势显著地增加了经济史研究的规范化及社会科学属性，可以预见，在不远的将来经济史学科将会迈入全新的时代。而凭借着深厚的历史积淀和优秀的新鲜血液的注入，复旦大学经济学院经济史学科将大有可为。
差不多一百年前，李权时先生即提出中国经济学“自立化”的问题，唐庆增先生更是提出，“他日当能完全成立一中国化的经济学系，一方面研究西洋经济学说及制度之精华，一方面阐求我国固有之思想及改良国内之经济状况，采他人之长，补吾人之短，以切实之功夫，为精确之研究，是则愚所切望者也”（《经济学系在大学课程中之地位及其使命》，载《唐庆增最近经济论文集》，民智书局1933年版，第87—92页）。在这个新时代，复旦大学经济史学科的建设和发展，相信对于推动一般化经济理论研究和中国经济学体系建设，能够发挥出越来越重要的影响。
“我的目的是向研究经济科学的青年们呼吁，希望他们作出比较全面的研究，从实际经济问题的考察来阐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同生产关系的变革之间的相互关系，使科研成果踏实地符合国情，能够更好地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伍丹戈先生曾经的呼吁，也是经济史学科迈向未来所承担的使命。
“以史为鉴，经世致用”，施正康教授为经济史学科题写的这八个大字，将成为本学科在这个新时代的座右铭。
感谢以下老师接受采访或提供资料：
李民立、叶世昌、吴申元、徐培华、施正康、钟祥财、张军、孙大权
主笔 | 方钦
采访 | 徐培华、孙大权、李国徽、史洲丽、张熙、杨阳
部分图片来源于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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