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6月22日，复旦大学经济学院举办学术研讨会，围绕“在读懂中国与世界中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主题，从四个方面展开深入讨论交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础理论创新、中国改革开放实践与政治经济学话语体系创新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学术体系建构创新研究和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开放性与传播方式创新研究开展研讨交流。会议邀请来自清华大学、南京大学、武汉大学、厦门大学、四川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安徽大学、上海财经大学、西南财经大学、西北大学、云南财经大学、吉林财经大学、中国浦东干部学院、上海社会科学院等高校、研究机构和专业期刊的四十余位专家学者齐聚一堂，用当代经济学人的最新理论研究成果致敬中华人民共和国70华诞。
上海市社联党组书记、专职副主席权衡教授和复旦大学党委副书记刘承功教授分别致辞。权衡教授就本次研讨会主题，结合上海在推进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建设工作推进提出两点看法，第一，当前的经济理论研究应该聚焦围绕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在学理化、体系化、普及化（大众化）方面做深入细致的工作。第二，积极推动新时代政治经济学教材体系的建设，包括中国经济发展史、中国经济发展思想史和在“两史”基础上所提炼的“经济学基础理论”教材，形成能够充分反映中国发展所做展现的经济学基本原理。致力于完成这一目标，可以分三步走。第一步是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历史有一定时间跨度的梳理，从近代以来的民族复兴历程的多阶段递进实践叙事比较形成理论建构的实践基础。也就是要深入细致地解读中国的发展所走过的历程；第二步梳理和研究中国经济发展演进的思想理论史；第三步是在经济史逻辑和思想史的基础上，逐步形成中国特色的经济发展理论学术体系，按照学科教材的特点来归纳提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教材体系。也就是说，分别从实践逻辑、思想逻辑、理论逻辑这样三个维度，来构建政治经济学教材体系。
刘承功副书记首先对与会各方表示热烈欢迎和衷心感谢，他回顾了复旦政治经济学学科辉煌的历史，对复旦大学在推进政治经济学传统优势学科发展所推出的工作举措进行了总结，两年前复旦成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得到市委宣传部和市社联的大力支持，于去年三月取得了“社科研究基地”的授牌。中心成员承接各级各类课题，积极开展科研工作，撰写丛书、编辑年鉴、发表文章、举办论坛，积极参加国内外学术交流，取得了一批成果。中心的稳健起步和成长，表现和见证了包括复旦在内的政治经济学学科研究的复兴与再发展，更是为积极践行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的“创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建设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系统性学说”，做出了复旦学人应该做的事情。
会议研讨阶段分四个专题进行。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础理论创新”专题的研讨，有五位教授发言交流。武汉大学颜鹏飞教授从马克思的《资本论》1857年手稿文本研究，提出应当对马克思经济思想有完整的把握，马克思将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界定为社会生产方式和这一方式总体运动中体现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辩证逻辑，这样的逻辑起点也应该是构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最关键的问题。上海财经大学马艳教授结合马克思的经济增长理论，即扩大再生产的理论，以“华为”公司发展的案例和相关统计数据印证说明“技术”作为生产要素是内生于增长过程，技术的进步同时也表现为劳动的复杂程度的提高，复杂的劳动创造了更高级的科技产品，带来了经济增长。四川大学张衔教授认为，从马克思主义理论角度来看，劳动价值论解释了分工演化、技术进步和世界市场。国家之间的贸易往来中能够取得绝对优势的基础就是更高的劳动生产率，只是用要素禀赋分析得出的“比较优势理论”不能说明“新结构”的理论和理性。上海社会科学院陈建华研究员提出，现在的政治经济学研究应该由过去以时间为研究对象转变为以空间为主分析的资本逻辑，这也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创新与发展的阐释。吉林财经大学丁堡骏教授赞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应该回归到“生产方式”。要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生产过程、交换过程和分配过程。从而回答好《资本论》所揭示的经济演进规律的“中国化”课题，必须要有跨越“卡夫丁峡谷”的勇气，处理好跨越的步骤、跨越的力度、跨越过程的政策性与灵活性的结合。
围绕“中国改革开放实践与政治经济学话语体系创新研究”主题，四川师范大学丁任重教授指出当前政治经济学研究存在 “三不”和“三少”的偏误，即对经典作家的基础理论理解不准确、对西方经济学的介绍不客观、对于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不务实；在一些研究工作方式和成果表现上，激情分析太多而理性分析太少、基础理论的创新太少、围绕基础理论做持续深入研究的比较少。今天我们需要摆脱这种状态。当前的任务就是要深入解读70年来特别是40年来中国经济发展的经验教训，从中发现有规律性的东西并将之上升为系统的经济学说。安徽大学荣兆梓教授从中国经济统计数据分析，解剖了改革开放前30年的经济发展存在着一个“低水平循环陷阱”，以至于不得不通过提高积累率以求冲破低水平限制，而人口增长和经济运行的低效率又制约了积累率提高的可能性，以至于只能是简单模仿苏联模式，以高度集中的经济体制，必然是只能依靠“政治动员”方式来推行“强制的工业化”，并且，这样的经济管理体制必然存在对创新的激励不足。诚然，这种“强制的工业化”所取得的成果，给后40年的高速经济增长提供了一定的物质条件，但高积累率带来的弊端又导致我们在改革开放后40年必须走向市场化的体制转轨，由此形成对前30年和后40年的经济体制相互关系的客观完整的理解。西北大学何爱平教授通过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相关论述进行梳理，揭示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历史特征，然后把这种历史特征跟中国的演化过程相结合，论证了中国经济70年所走过的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到“强起来”的过程中。厦门大学赵建教授提出在读懂中国这个过程中如何选择时间尺度的问题，他强调理解新中国到现在的70年不能仅仅讨论这70年，应该把它放在1840年到2040年这个非常长的时间段中去理解，而现代化则是中国经济在这整个过程中的主线。上海市委党校鞠立新教授从中国经济发展的实践历程，特别强调了开放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一个非常重要的理论分析线索，在中国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改革和开放一直有深刻的嵌入和互动关系。
会议研讨第三个阶段的研讨的主题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学术体系建构创新研究”，与会专家都认同需要重视在准确深刻解读当今世界和中国面临的新问题、新变化等方面下功夫，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针对经济活动和生产组织形式变化，复旦大学肖巍教授强调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必须重视研究“新劳动关系”，这种新劳动关系表现为，一是中国就业方式的变化，现实经济生活中出现大范围的“灵活就业”、“自我就业”现象，这样的就业在全社会就业总量中所占的比例达到30%甚至更高。因此，既有的经济理论体系对“劳资关系”所作的分析显得十分粗糙。与此同时，新的就业方式使得劳动力市场的供求结构的变动的频度和数量变化，从而对经济运行方式和调控管理的变化；二是由于灵活的就业方式带来的劳动者就业行为的“组织从属性”，使传统的劳动关系发生变化；第三个是可雇佣性问题。雇佣性是一个外来的概念，在现有的研究里面可能概括为4个方面的要求：胜任的能力、学习的能力、适应的能力，与客户沟通和处理公共关系的能力。由此也就不难理解“可雇佣性”的概念自然要比以前所理解的就业方式的内容更加丰富。陈学明教授从现实经济生活中存在的收入水平的“两极分化”、生态环境危机以及“看病难”、“上学难”等问题，认为所有这些现象都在一定层次上反映出某种具体的生产关系。因此，政治经济学还是要充分重视对生产关系的研究。对于中国近年来的新变化，南京大学葛扬教授通过对我国改革开放实践进程，全面系统地梳理了公有制和非公有制经济二者之间的关系，揭示出伴随改革深化进程，非公经济是由最初的被排斥变成“重要组成部分”，由制度内进入制度内，由外生转变为内生的过程。西南财大盖凯程教授通过大量的统计数据，对中国所有制结构进行了一个实证的分析和描述，对坊间流行的“国进民退”的论调进行了批判。指出特定时期的民退现象是多种因素造成的。云南财经大学的龚刚教授集中讨论了“看不见的手是什么手？”，通过对这一经典概念进行了新的哲学思辨性的讨论，认为“看不见的手”实质是激励机制，是欲望之手、恐惧之手。上海交通大学的吕守军教授同样从新变化的角度阐述了马克思经济危机的理论体系以及当代的价值，并结合当今世界经济形势进行了系统分析。
会议第四节的主题是“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开放性与传播方式创新”。与会专家和有关期刊杂志主编围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创新在研究成果表现的行文规范、如何重视问题聚焦以及在问题聚焦基础上重视对所研究主题的既往已有研究成果的回顾综述，以促成研究主题内容文字的不断深化，这中间自然包含准确引用同行观点文献的行文规范。这样做有助于研究发现的新思想和新理论产出“边际增量”有更加清晰地表现和被认知，以促进政治经济学理论研究创新工作效率的提升；同时也可以促进政治经济学理论创新研究的学术生态的不断优化；有助于提升政治经济学专业学术期刊的传播影响力，使研究力量和研究工作产出效率的提高与研究成果传播能力和传播效果的提高互为促进、良性互动。也有助于更好地处理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创新实践中“学术话语”与“政策话语”两种不同范式之间的关系。
本次研讨会议由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基地“复旦大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政治经济学报》编辑部和上海市经济学会政治经济学研究会具体承办，也是作为“政治经济学研究基地”的学术交流年会。该中心张晖明教授、高帆教授、汪立鑫教授和孟捷教授分别主持了分专题研讨，孟捷教授对会议做了总结。
丁园芫、明根整理
返回顶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