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弘(1900-1988)，著名经济学教授，长期从事于凯恩斯经济学说研究。1925年毕业于北京大学政治系，1937年赴英国剑桥大学经济学院攻读硕士研究生，1939年归国后任湖南大学、中央大学经济系教授、复旦大学经济系教授兼系主任、北京大学经济系教授，曾任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研究员。新中国成立后任全国政协委员、九三学社中央委员和中央委员会顾问等职。著作有《现代货币学》《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的一般理论批判》《凯恩斯有效需求原则和就业倍数学说批判》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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樊弘对马克思经济学说的研究、
对凯恩斯理论的科学批判几乎贯穿了他整个学术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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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精进
《现代货币学》是1946年樊弘于复旦大学任教时所著，1947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在自序中，樊弘谦逊地表示，书中的学说没有一点是自己发明的，他仅仅是把罗伯逊、凯恩斯、林达尔、马克思等人的“货币学说重新加以条理而已”。
樊弘对马克思经济学说的研究、对凯恩斯理论的科学批判几乎贯穿了他整个学术生涯。这与其跌宕起伏的个人经历息息相关。
1937年，樊弘在胡适的引荐下，前往陈岱孙处申请“庚子赔款”赴英研究奖学金。在胡适担保、蒋梦麟亲笔信推荐的情况下，他如愿申请资助，前往英国剑桥大学留学，师从著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莫里斯·多布。
在剑桥大学学习期间，樊弘深入比较了马克思《资本论》和凯恩斯刚刚发表不久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撰写了《凯恩斯和马克思关于资本积累、货币和利息理论的比较》一文。
该文于1939年10月发表于英国的《经济研究评论》第7卷第1期，引起英国学界重视。这是经济思想史上第一篇对凯恩斯和马克思进行比较的文章，樊弘在文中充分肯定了马克思的贡献，提出凯恩斯是以另一套术语讨论了马克思业已表达的观点。他认为凯恩斯的研究始终未跳出马克思的“巨掌”，并驳斥了西方学者关于将凯恩斯理论混同于马克思理论的见解。
1968年，该文被美国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马克思和现代经济学》所收录。在澳大利亚学者霍华德撰写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史》中，樊弘也因这篇论文成为书中唯一被编入书后索引的中国学者。
樊弘一生发表专著十余本，论文100余篇，涉猎经济学的诸多领域，以及政治学、法学、社会学等学科，尤其对马克思、凯恩斯的经济理论有精深研究。他于1952年曾作为中国经济学家代表之一出席在莫斯科召开的国际经济会议，是我国较早应用比较法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和西方经济理论的学者。
与此同时，他也是一位优秀的教育家，他注重培养学生的德育，许多学生受他影响走上进步之路。他注重培养学生的研究能力，鼔励学生发表文章，他的一些学生对国家的经济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复旦大学著名教授张薰华曾如此评价：“当时经济系主任樊弘教授，学术上是大师，政治上支持学运（学生运动），育人上对学生亲切。”彼时，在抗战胜利后，复旦大学迁返上海。樊弘邀请著名学者崔明奇在复旦开设经济数学课程，但仍缺助教。当届经济系毕业班上只有张薰华学过高等数学，于是樊弘推荐其留系任教。
张薰华回忆这段往事，很是感慨：“校方因我积极参加过学运，不予同意。樊老师为此表示，‘留不下来就不当系主任’。”在樊弘的倾力支持下，张薰华毕业留校，任经济系助教。后来，张薰华也成为复旦大学经济学院的知名学者，大家之风，一脉相承。
思想求索
在过去100年前的中国，许多像樊弘这样的知识分子，通过自己的亲身感受和艰苦摸索，在思想上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有的还因此加入了革命队伍，在救亡图存的道路上奋勇前行。
据樊弘的《苦闷与得救》一文，樊弘思想的重大转折，酝酿于其在复旦大学任教、担任经济系主任的时期。
樊弘在为《两条路》一书所写的代序《苦闷与得救》中，开宗明义地写道：“近些年来，在精神生活的旅途中，曾碰着了许多次的向为自己所信奉的理想，在实际上不能实践的困难。在困难发生，几经奋斗，而不得解决之际，心理上曾出现了无限的冲突与矛盾。”
他叙述了自己由信奉墨翟利他主义而终于觉悟“其不足以治世”，“信佛但觉空无所依”，转而“信孔亦无所得”。多年以后，在抗战时期的重庆北碚复旦校址，一次因敌人空袭，樊弘不得已上至峨眉山稍作避难，“行到半山之上，人居破庙，赁屋读书，治微积分”。在一个夜晚，他突然感到“灵机忽发生作用”，认识到“支配人生的力量原来即存在于人的日常生活之中”。在他看来，这一观点恰恰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合流，最终他也因此走向接受马克思主义，在实践中熔铸自己坚定的思想信念。
同时，在抗战烽火中，他看到了无数人民的英勇牺牲，也看到了国民党政府严重腐败、独裁统治的问题。他坚持认为，不能希望国民党政府像虎狼一样“自行拔去爪牙，给予人民民主”，必须通过人民起来斗争，“以暴力或非暴力的革命手段予以解决”。
抗战结束后，他前往北平，以一个著名的民主教授身份，在政治上的表现空前活跃。他撰写了大量的政论文章抨击国民党的独裁统治，并积极支持民主学生运动，配合地下党员将进步青年送往解放区。据其子樊平回忆，樊弘经常参与民主集会，慷慨陈词，满怀希望地呼唤一个崭新的民主政府的诞生。
曾有人向其夫人表示，担忧樊弘会像闻一多先生一样被暗杀。也有人当面劝告他前往解放区避风头，但他拒不前往，说“学生们需要教授的支持”，追求民主的信念不会因生死而改变。时人将他与许德珩、袁翰青并称为“民主三教授”。
1949年，樊弘在北京饭店受毛泽东、周恩来等同志接见。同年10月1日，他以首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委员的身份，登上天安门城楼，参与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
在纪念樊弘从事教学55周年的大会上，樊弘曾这样强调：“只要一息尚存，就努力去攻克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的顽固堡垒，攀登社会主义经济学的珠穆朗玛峰！”
1988年4月18日，樊弘教授结束了他精彩的一生。樊弘教授的告别仪式结束后，《人民日报》刊登悼文，对他的一生给予高度评价。这位历经风雨动荡的大家，怀抱着无限的精诚与热忱，将一生奉献给他所热爱的经济、民主奋斗事业。
文∣ 李大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