漆琪生（1904-1986），原名相衡，号伯勋，经济学家，曾任复旦大学经济研究所所长，《资本论大纲》撰写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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漆琪生在经济学科的学术成就斐然，
也始终将“治学”与“传道”相结合，
教学相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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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着朴素，戴着一副高度近视眼镜，手里夹着一个皮质文件夹，其中的课程提纲已经有些发黄。在三尺讲台上侃侃而谈，几乎从不看稿，偶尔要看讲稿时，将高度近视眼镜摘掉，凑近了看。
这是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导尹伯成对老师漆琪生的印象。1956年，尹伯成考入复旦经济学系。据他回忆，“我进大学时就听说我们经济系有一批老教授，其中最有名的就是漆琪生”。与漆琪生第一次接触，尹伯成还是复旦经济学系本科三年级的学生，在那时，漆琪生是复旦大学文科二级教授，在经济系里职称最高。即使过去多年，尹伯成仍然记得恩师漆琪生上课的样子和腔调。
1945年1月开始，至1986年4月，除1950至1953年间的两次短期调职外，漆琪生一直在复旦大学任教，教授《经济学原理》、《经济学史说》、《中国经济史》、《农业经济》、《货币学》和《金融学》等课程，他曾担任经济系主任、经济研究所所长等职，著作等身，桃李满天下。
求真者
在复旦的日子里、漆琪生经常在《新观察》等杂志上发布《资本论》的研究心得，并在报纸杂志上大力宣传和介绍《资本论》的基本原理。漆琪生注重将理论与国家经济的实际情况和经济政策结合，并积极参加各种与经济相关的社会政治活动。“首先是弄懂理论，弄懂马克思想论体系的内在联系；弄懂理论的目的，就是试图用理论的武器回答中国现实中的重大问题。”漆琪生如此总结。
50年代，上海是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重点。漆琪生结合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情况进行理论研究，在上海多种刊物上，发表了不少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宣传和研究的文章，并向工商界人士做了多次演讲和报告，结合时事深入浅出地阐述国家过渡时期总路线、国家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必然性。1953年，民主建国会上海市分会成立，漆琪生当选常委，副秘书长。他代表民建会积极筹办上海市工商界政治学校并担任该校教务长，诚恳帮助上海工商界人士认识社会发展规律、掌握行业命运。
传道者
漆琪生在经济学科的学术成就斐然，也始终将“治学”与“传道”相结合，教学相长。
《<资本论>大纲》一书第三稿的写作便是缘于一次外出的讲学。60年代，甘肃财经学院恳请漆琪生先生前往给老师们开设《资本论》专题讲座，“漆先生当时是国内研究（《资本论》）的老师中最出名的一位，在复旦肯定是最好的。”当时是复旦大学经济系大三学生的陶增衍回忆道。
漆琪生当时已五十六岁，身体不佳，而兰州的医疗条件不如上海，令学校领导有些犯难，特意征求漆琪生的意见。面对传播《资本论》思想的又一机会，漆琪生毫不犹豫应下。陶增衍被选中作为生活与教学助理陪同，也因此与漆琪生结缘，并成为他的研究生。
漆琪生对《资本论》浸润多年，融会贯通，讲课时仅参考手上的提纲就可以旁征博引，滔滔不绝。可《资本论》一书艰深，很多学员在理解上还有困难，希望有讲义可以温习，便集中向陶增衍反映。然而，陶增衍知晓漆琪生视力极弱，不能高强度用眼，编写讲义谈何容易。斟酌数日，他还是向漆琪生提及此事，漆琪生却极其高兴于同学们的认真，于是在每次讲课后埋头书案，工作数小时，一字一句把讲义写在一本黑皮本上，再由助教送去打字复印，送到学员的手上。
撰写一本《资本论》讲学大纲的想法在漆琪生的心中扎根已久，学生们辛勤记笔记的场量让其感触良多：如果编成大纲，学员们人手一本，在课堂上就可以更加集中精力听课、思考，而不用将时间浪费在逐字逐句记笔记上，何乐而不为呢？有了这次讲课的讲义打底，回到上海，他就开始夜以继日执笔写作《<资本论>大纲》。这一稿不幸于“文革”中遗失。漆琪生仍不气馁，在“文革”后又从头开始。
1978年，严法善作为“文革”后第一批学生，进入复旦大学经济学院读研。“漆先生名气很响，”他直接说道，“我当时研究生面试时，碰到一个哲学系的同学，一听我的导师是漆琪生，肃然起敬。”
严法善研究生的同班同学、漆琪生的另一位学生雍同回忆道：“更多时候，是我们去他家上课，上课的话题也比较宽松，没有什么条条框框，我们有什么何题就问他，他有什么问题就随便聊，严格地说，也不是上课。”待到学生毕业时，漆琪生还亲自题词作为临别赠言，表达自己对同学们未来的期望，祝愿同学们前程似锦。
思变者
在对学术严谨专注的同时，漆琪生还始终保持着学术上的宽容态度。雍同则认为，漆琪生作为一个真正的学者，自然明白不是每个问题都有统一答案，基于学术考虑，做各种各样的探索、提出各种各样的问题，都是可以接受的。“用当时的话说，就是没有什么禁区，是真正的学术自由。”陶增衍回忆自己研究生的生活。漆先生放手鼓励学生自己读书、钻研、写笔记，以培养学生独立研究的能力。
雍同在本科时，主攻的专业也是资本论，据他介绍，中研究《资本论》比较早的学者大多来自中国人民大学，经受过苏联专家培训。而漆琪生早年是在日本研究《资本论》，所以与前者并非同种流派、风格。
“引我入门的第一位老师非常严谨，抠书本抠得很细，但比较死板，对现实的关注可能差一点。”雍同解释说，“漆先生受日本留学经历的影响比较大，相对比较活络一点。”
来到复旦后，雍同接触到了一些当时国外研究《资本论》的新思想，并成功应用在毕业论文，这是国内一些传统的老先生不能接受的行为。“我当时自己也没有把握，所以我一直不断请示漆先生，他一直是鼓励的，让我放开去弄，不要有束缚。”
在毕业论文答辩的时候，雍同遇到了很大的阻力，“差一点没通过”。事实上，他当时运用了西方政治经济学的分析方法，还有高等数学方程式来研究劳动价值理论，完全是从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引申出来的，仅是成文、答辩时对马克思主义没有太多涉及。于是，一些研究《资本论》的老师就认为这是反马克思主义的论点，在全国《资本论》的研讨会上引起广泛讨论。
漆琪生和经济学系另一位教授张薰华一起，请了复旦大学三位专家：研究西方政治经济学的宋承先、研究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陈其人、蒋学模，一起来分析这篇论文。雍同回忆道：“我当时就以为还会被‘枪毙’”，但出乎意料的是，三位教授一致认为雍同整篇论文的论点没有问题，给了他很大的认可。来自恩师与专家的这份认可是雍同继续研究事业的一大动力，他始终贯彻着这份学术自由探索的态度，在恩师漆琪生的帮助下，于学术之路前行。
与学生雍同一般，领受师者漆琪生教诲、担负经世济民责任的后辈不可计数。斯人已逝，其志长存。这位复旦经济学历史上的丰碑，其人其思其精神，早已深深烙印在复旦大学经济学院的气脉之中，至今依旧刚健雄阔。
文∣ 李大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