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仙舟（1878-1927），广东香山（今中山）人，银行家，中国合作运动的创始人，被誉为“中国合作运动之父”。早年肄业于北洋大学法科，曾留学美、德，专攻经济学；1914年起在复旦任教，宣传合作主义；1919年创办中国第一个合作金融机构上海国民合作储蓄银行；1920年起指导早期中国合作事业最重要的理论刊物《平民》周刊；1927年6月起草中国合作运动纲领性文件《中国合作化方案》；同年9月意外去世，时年49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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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过薛仙舟先生的传奇生平，
可以透视到的是复旦大学经济学早期研究的发展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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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是激进革命党人也”“先生是温和社会改革家也”“先生是理论经济学家也”“先生是致力推行中国合作运动之大师也”“先生是伟大金融家也”“先生是宽宏大度政治家也”“先生是循循善诱诲人不倦教育家也”，曾任国立复旦大学校长的吴南轩曾在纪念薛仙舟百年诞辰之时撰文《大哉薛仙舟师，吾无能名焉》，其间一连七个排比句，勾勒出薛仙舟先生的多样身份和传奇人生。而透过薛仙舟先生的传奇生平，可以透视到的是复旦大学经济学早期研究的发展轨迹。
动荡时局下，走上合作救国路
晚清末年，清政府统治摇摇欲坠，康梁一派掀起变法维新的改良运动。薛仙舟的青少年时代便是在这样的环境中度过。
受康梁改良思潮影响，薛仙舟在校内带头讲求时务，主张改革，成为学生领袖。北洋大学肄业后，薛仙舟走上激进的革命道路，与江为善密谋在惠州各县发动起义，因消息泄露而被捕。庭审时他镇定自若，侃侃而谈，自称是洋务派大臣盛宣怀的门生。主审县令不敢将其定罪，劝勉一番后予以释放。1901年，唐绍仪任天津海关道，选派薛仙舟官费出国，到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攻读经济学。其后，唐绍仪因公赴美，薛仙舟向其提出转学深造，随即获允，转赴德国柏林帝国大学专攻银行经济。
薛仙舟格外珍惜这次机会，在留学期间，抓紧时间深入观察、研究欧美社会经济状况，寻找救国救民之路。薛仙舟在课余时间走访粤籍移民后裔，从中接触到大量资本主义制度下贫富悬殊、民族歧视的社会现象，逐渐对资本主义制度感到痛恨。
到德国后，薛仙舟则获得了更大启发。彼时，“介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的第三条道路”的合作主义正在兴起，而德国正是合作主义的发源地，有着系统的理论体系和坚实的实践基础。在德国留学期间，薛仙舟听讲座、做研究，对德国的合作经济进行了深入考察。在他看来，合作主义主张民众的联合与合作，摒弃了资本主义制度下人与人之间赤裸裸的剥削关系，通过和平的改良实现一个人人和谐共存的理想社会，因而具有经济改造与社会改造的双重功能。从此，薛仙舟放弃了早年坚持的激进主义革命思想，开始主张通过建立合作经济制度对社会进行和平改造，成为一名温和的合作主义者。
1927年6月，南京国民政府成立，薛仙舟应陈果夫请求，起草了《中国合作化方案》。方案以实现全国合作共和为宗旨，系统阐述了在全国范围内普及推广合作运动的理念，并提出合作执行部门（全国合作社）、合作教育部门（合作训练院）、合作金融部门（全国合作银行）三足鼎立的合作化构想，集中体现了薛仙舟“以合作救中国，以合作治中国”政治主张。
这一文件集中展示着薛仙舟一生研究与实践的结晶，亦成为了中国合作运动的纲领性文件。
身处复旦间，推动学科速发展
薛仙舟和复旦的故事始于1914年，彼时应复旦公学（复旦大学前身）校长李登辉的邀请，薛仙舟来到复旦任教，讲授德文、公民、经济等课程。
1917年，复旦决定以经济学为立校特色，又根据上海工商业发达的实际情况，创设商科。商科迅速发展成复旦规模最大、实力最强的学科，也成为薛仙舟宣传合作思想、培养合作人才的基地。
新文化运动期间，合作思想随着其他新思潮一起涌入中国，首先在知识分子及商界内得到广泛传播。为了进一步推广合作制度，1918年，薛先舟专程赴美搜集大量合作制资料，以此作为教学和实践的理论基础。同时他还鼓励学生学以致用，在实践中更深层地认识、推广合作制度。
1919年10月，薛仙舟联合部分复旦师生，自筹资金，创办我国第一个信用合作社—上海国民合作储蓄银行（简称合作银行），并任首任行长。这是中国最早的合作金融组织，也是我国早期合作运动重要成果之一。在“以合作精神发展国民经济、补助小资本营业”理念的引导下，合作银行开设了公积金，实行储蓄存户与股东均分红利。在校方的支持下，时任副行长的复旦学生卞燕侯曾专程赴天津考察银行钱庄，为经营银行积累经验。由于较好地与社会相结合，银行经营时间长达十余年，而同期其他院校组办的合作社大多仅能生存两年。随着银行业务的展开，合作思想对复旦学生的影响也与日俱增。应学生要求，学校创办了“合作食堂”，由同学管理全校膳食。
1920年，复旦学生李荣祥、黄华表、毛飞等组织“《平民》周刊社”，发行《平民》周刊。1922年“《平民》周刊社”更名为“平民学社”。学生们深受新文化狂澜的洗礼，沉醉于各种救亡思想的激烈交锋，同时又深感新文化运动脱离民众，因此发行周刊，希望以此教育平民，唤醒民众的觉悟。不久学生们就发现，为生计奔波的工人和农民对他们的大声疾呼无动于衷，《平民》周刊发行寥寥。
薛仙舟的到来改变了平民学社。他建议学社以研究合作社思想为中心，宣传能使工农大众受益的合作运动，并把留学欧美期间收集的合作书籍和资料交给学社成员翻译发表，使学生们深受鼓舞。从第五期开始，《平民》周刊成为以研究宣传合作思想为中心内容的刊物，开始进行有组织、有计划的合作思想宣传工作。此后，平民学社还与国际合作联盟建立联系，将中国的合作事业介绍给世界各国，成为中国合作事业对外交流的一个窗口。
转型后的《平民》吸引了包括国共两党早期领袖在内的众多思想活跃的青年，因而获得强大的生命力。旅日学习合作思想的共产党早期领袖于树德，在《平民》上发表了《日本新创立的一个“消费合作社”》等文章。早期工人运动领袖邓中夏也为《平民》写过稿。《平民》引起大众的关注，发行量猛增。办刊四年间，学社共发表了800余篇有关合作主义的文章，其中约600篇为译文，200多篇为学生和投稿人自己撰写。
至今，复旦大学校史馆仍有一个被人牢记的曾用名—“仙舟图书馆”。薛仙舟先生逝世后，复旦大学特意将新扩建的图书馆命名为“仙舟图书馆”，以示永久纪念。斯人已逝，精神长存。
文∣ 马雪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