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开祥，1922年7月生，浙江江山石门镇人，1943年转学复旦大学经济系学习，1945年复旦大学经济学系毕业，留校从事教学与研究工作。1945年4月参加中国共产党外围组织“青年民主同盟”，1949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余先生1956年晋升为副教授，1980年晋升为教授。1964年起，主持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日常工作，先后任该所德法组组长、副所长、所长，为世界经济研究所第二任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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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在组织框架搭建上不可磨灭的推动性作用，
余开祥在世界经济的学术研究上也维持着极高的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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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4月余开祥教授（左一）作为意大利欧洲大学研究院访问学者时，与欧共体委员会委员会诺埃尔秘书长合影。
1941年，余开祥考入中央政治学校，这是一所以“党化教育”闻名的国民党高校。彼时，中央政治学校对学生的思想控制十分严格，余开祥不满于学校严格的思想专治，想要寻求更民主自由的求学环境。1943年，顺利通过转学考试的余开祥进入复旦大学经济学系。自此，余开祥开始了和复旦的缘分。两年后，他顺利完成学业，并留校任教。解放初期，余开祥则协助筹办了复旦大学经济研究所的研究生班，并将工作重点转移到政治经济学课程的教学工作中，并于1956年顺利晋升为副教授。
1964年，复旦大学建立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研究所。成立初期，经研所的主要领导由校领导层挂名，但实际工作则落在余开祥等人身上。根据中央关于建立国际问题研究机构的安排，复旦大学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研究所研究对象为西欧北美，研究西欧和美国的经济，同时也研究政治。
建所初期，一切从零探索，任务繁重，人才缺口很大，余开祥主动担当起招揽人才的任务，到每一位进所工作的教师家里访问、做工作，把各研究室的骨干力量组织起来，又从1964、1965年应届毕业生挑选14名年轻人进所，真正奠定了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研究所的人员基础。1978年底，为扩展研究领域以适应国家经济建设为中心和改革开放的需要，经国家教委批准，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研究所改名为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并一直沿用至今。余开祥教授担任所长多年，给予经济学院和世经所的老师和同学很多的关心和教诲，对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的初期成功建设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除了在组织框架搭建上不可磨灭的推动性作用，余开祥先生在世界经济的学术研究上也维持着极高的影响力。过去的积累和沉淀也让他决心扎根西欧经济和世界经济综合问题的研究，为真正做出学术意义、经济效益、社会价值三位一体的前沿成果而努力。
1972年，余开祥参与主编的《战后帝国主义经济》，是我国学者撰写的反映当代资本主义的第一本专著，这本书受到了周恩来总理的重视与肯定，也提高了世经所的地位。1973年，在余开祥主持下出版的《西欧共同市场》，是我国最早有关欧洲一体化的著作。其著作中反复强调的世界经济研究要同中国现代化建设的需要紧密结合的研究主张获得了学界的一致认可，其“洋为中用”，解放思想，独立思考，谨严笃实的学风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经济学人。他到了晚年，还一再告诫后辈不要放弃国别地区的研究，世经研究要以国别地区为基础，重点抓国际关系研究，研究世界经济为我国改革开放服务。余开祥带领世经所同仁坚持这个方向，取得了丰硕的科研成果，确立了世经研究的领先地位。
把中国观点带出国门同样也是余开祥教授毕生的学术追求，他也为此付出诸多心力。余开祥教授前后赴墨西哥城、联邦德国波恩、布鲁塞尔等地展开学术交流，开启了欧共体与中国学术交往的大门。余先生始终认为携带学术观点出国门无关国别，无关地点，走出去的是学术交流，带进来的则是世界对复旦大学经济研究的认可。以国际化的学术交流为窗口，余开祥积累了大量相关领域的人脉资源、信息资源和广泛影响，并成立了中国西欧学会和中国欧洲共同体研究会，为推动中国经济研究开展全方位、宽领域、多层次的国际交流合作打开了又一个全新窗口。
纵观余开祥的学术生涯，他始终坚持世界经济学研究“国际化”与“本土化”的有机结合，在“本土”和“国际”的相互融合中，梳理出世界经济研究的演变线索。余开祥不断适应着国家各个时期对于引进和借鉴西方经济学的时代需要，做到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滚滚的学术后浪奔涌而来，但却忘不了余老先生这位经济学家求实求真的学术公心。
文∣林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