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世昌（1929-2022），浙江台州人。1951年毕业于复旦大学银行系，留校任教。1953年院系调整至上海财经学院任教。1972年调回复旦大学经济系工作，历任讲师、副教授、教授，1986年经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为博士研究生导师。1992年起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曾任复旦大学经济学院中国经济史教研室主任，兼任中国经济思想史学会副会长、上海市经济史学学会副会长、中国钱币学会学术委员会委员。在七十余年的教学研究生涯中，叶世昌潜心于中国货币史、中国经济思想史和金融史研究，挖掘史料，辛勤著述，逐步形成了货币史、经济思想史研究和金融史学研究相结合、重点问题探讨和系统教材撰写相协调、理论抽象和历史描述相统一的鲜明特色。他教书育人，桃李满园。他出版著作（包括独著、主编、合著）20部，发表论文200余篇，承担国家和省部级课题10余项，荣获省部级奖项10余项。他被誉为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的重要奠基人之一，2018年荣获中国金融学科终身成就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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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人先亦为人师，
在复旦大学经济史乃至中国经济史学科的承续和发展中，
叶世昌为人才队伍建设所作出的巨大贡献不可磨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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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中学时，叶世昌就对中国历史有浓厚的兴趣，看了很多历史小说，了解了许多中国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在复旦大学求学期间，得到周伯棣、朱伯康、夏炎德、陈观烈诸位师长的教诲。在上海财经学院任教时，他看到彭信威先生于1954年出版的《中国货币史》，萌发了从事中国货币史研究的念头。当时上海财经学院财政信贷系恰巧有一批古钱，经他研究整理后布置了一个钱币陈列室，获得成功，坚定了他的专业方向和科研自信。
1953年，叶世昌到中国人民大学进修，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训练，为后来的学术研究打下了坚实基础。此后，他结合教学工作，认真阅读经典原著，对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一书用功尤深。1960年，他读到了由巫宝三先生等主编的《中国近代经济思想与经济政策资料选辑（1840-1864）》，内涵丰富的货币思想史料让他如获至宝。在理论方法和史料齐备的基础上，他用货币理论史上的金属主义和名目主义两个学派作为参照，对鸦片战争前后中国的货币学说进行探讨，写成了《鸦片战争前后我国的货币学说》，于1963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这本八万字小册子，既给予了这位初出茅庐的年轻人以莫大的鼓舞，也奠定了他未来研究的基础功底。此后，他连续在《经济研究》《光明日报》《学术月刊》《解放日报》《文汇报》《江海学刊》等有影响的报纸杂志上发表学术论文，引起关注。
1972年回到复旦大学后，叶世昌为经济学系学生开讲中国经济史和中国经济思想史课程，并着手编写教材，其研究方向也由货币史扩展到经济思想史。从1978年至1983年，由他作为统稿人之一的《中国经济思想简史》（上）、由他独立撰写的《中国经济思想简史》（中、下）先后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这套书文字简练，史料准确，历史跨度长，观点得当，曾获得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著作奖，被一些大专院校用作教材。上世纪90年代，他将下册扩充改写为《近代中国经济思想史》，于1998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接着又对上、中册进行修改，其中上册增加内容较多，两册合为一册，作为《古代中国经济思想史》于2003年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并获得了第四届中国高校人文社科研究优秀成果三等奖。
与此同时，叶世昌继续耕耘于中国货币史、金融史的园地。1978年，上海人民出版社约请他修订彭信威先生的1965年版《中国货币史》。经过翻检史料，完善论述，得以完成。虽然修订版最后因版权问题未能付梓，但叶世昌通过对《中国货币史》征引资料的逐条核校，掌握了很多可靠史料，“这些比修订版报废更加重要得多”，“学问不怕没有地方用”。他一方面将自己的研究所得写成《对<中国货币史>的若干订正》一文公开发表，同时干脆把中国货币史也列为自己的研究方向，1986年和1993年，他先后出版了《中国货币理论史》上册和下册，作为自己在此领域耕耘数十年的成果集结，这套著作填补了国内研究的空白、获得学术界广泛的赞誉，在1995年荣获了全国高等学校首届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一等奖。此书于2003年由厦门大学出版社再版，获得上海市第七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2022年，复旦大学出版社又推出了第三版。
后来，中国金融出版社要编写多卷本《中国金融通史》，由李飞、赵海宽、许树信、洪葭管诸先生主编，商定由叶世昌负责撰写中国古代金融部分。于是，他又将中国货币史的研究扩展为中国金融史的研究。《中国金融通史》第一卷交稿多年后于2002年出版。在此以前，叶世昌还和在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工作的—也是其学生—潘连贵合作，写了一部《中国古近代金融史》，2001年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并获上海市第六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
叶世昌治学严谨，求真求实，1963年，他在《学术月刊》第2期发表《<管子>的经济思想代表什么阶级的利益》，在《学术月刊》第11期发表《经济思想史研究中的古人现代化问题》，对当时学术界的一些时新观点提出商榷，在全国范围内引发讨论。对《管子》的“轻重”理论、黄宗義的“工商皆本”论，王夫之的“大贾富民，国之司命”说，他都不厌其烦，正本清源，做出了细致的考据和合理的解释。
“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句空”，这在叶世昌身上有生动的体现。他家中的资料手抄本、剪贴本有厚厚的几摞。《明实录》、《清实录》共7000余卷，他花数年时间从头翻到底，抄录对自己研究有关的史料，还有笔记、小说等也都在他搜集资料的范围以内。2005年，他被聘为国家清史纂修工程《典志·财政金融志(下)·金融篇》项目的主持人。为了高质量地完成任务，年届75岁的他逐日查阅《申报》《上海新报》等原始资料，从中发现了许多以前未曾掌握的货币金融史料。这些第一手史料在他撰写的多篇论文中被大量引用和首次分析，显著提升了《金融篇》研究的原创性和科学性，项目等级被评定为优秀。
为人先亦为人师，在复旦大学经济史乃至中国经济史学学科的承续和发展中，叶世昌为人才队伍建设所作出的巨大贡献不可磨灭。他长期给本科生开课，为20余届硕士研究生讲授经济学和金融学的核心课程或指导论文。他在上世纪80年代主持开办过两期中国经济史学助教进修班，为全国高校培养了几十名急需人才。他招收并指导的博士研究生有36人获得了学位，还有多名博士后研究人员，他的学生中有的成为国家的高级干部，如欧阳卫民（曾任广东省副省长，现为中国国家开发银行行长），有的成为学术研究机构的领导，大部分学生已成长为科研领域的专家学者。
文∣万嘉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