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家俊，1924年11月生，江苏镇江人，2011年6月于上海逝世。1949年复旦大学经济学系毕业，1950年复旦大学经济研究所研究生毕业。1950年至1954年在华东财政经济委员会工作，先后担任《财政与经济》编辑、统计局综合组组长。1954年年末到复旦大学经济学系任讲师，1980年晋升为副教授，1985年晋升为教授，曾担任经济学系副主任、系主任、政治经济学教研室主任、价格研究室主任等职务。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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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家俊的研究方向与国家政策、经济发展实况保持一致。
直至暮年，
他都在努力做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的探索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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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复旦经济学院访日代表团参加在日本东洋大学的中国经济形势与发展研讨会。
右图左起：张薰华教授、蒋家俊教授、郑励志教授、洪远朋教授、葛霖生教授、叶世昌教授。
“蒋老师总是戴着一副上黑下透明方框眼镜，伟岸的身躯站在讲台，一看就是学问很深的大家。”这是蒋家俊先生的学生、1983年入复旦经济系的吴先满对蒋先生的描述。至今他都记得，在夏天没有空调的教室里，讲台上蒋老师背过身板书时露出的那汗涔涔的衣衫。而这，只是蒋家俊在复旦任教近50年里的一个定格瞬间。
年少的他经历抗战时代的动荡，在不断的辗转中努力求学；而立之年时，他回到母校复旦经济系任教，从事政治经济学的教学与研究工作近五十年，兢兢业业，毫不松懈。为生，他积极汲取新知识，是身边人的榜样；为师，他学识渊博、精益求精，为探索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奉献，投注心血栽培桃李，是学生们爱戴的良师；为人，他平易谦和，求真务实，不追求利禄功名，并以身作则将为人之道融入家庭教育之中……
求学似渴，做永不懈怠的读书人
1946年9月，蒋家俊入学复旦大学经济系，深入学习经济学知识。蒋家俊在经济系期间，学习的主要是西方经济的课程，有些课程直接采用外国原版教材，他自修的英语派上了大用场。时任校长为章益任，经济系主任是漆琪生先生，教授货币银行学。
蒋家俊十分珍惜自己在校的日子，不仅认真学习经济系的课程，还汲取各方面的知识，扩大自己的知识面。他常去旁听外系一些有兴趣的课程，如赵景深先生的中国小说史，萧乾先生的英文新闻等；听讲马寅初、林同济、章靳以、文幼章等名人学者的报告、讲座；更是常去图书馆阅览室看书，遨游书海之中。
当时的经济学院办公楼兼图书室，是一幢古色古香的二层砖木结构楼房，始建于1921年，学生们总是会在建筑前边的大草坪上或学习，或休憩。这栋楼在1929年添建两翼，为纪念复旦大学前教务长、经济学家薛仙舟而改名为“仙舟图书馆”。
据说该馆名由复旦老校长于右任所写，但因篆书繁体字“仙舟”不易辨认，有些类似“傻瓜”，加之新同学中许多人不知薛仙舟其人，以讹传讹之下“仙舟馆”便被传为“傻瓜馆”，而那些常到图书馆埋头读书的同学，也就乐意当“傻瓜”了，薛家俊也是乐在其中的学生之一。
当时抗战刚结束不久，百废待兴，复旦大学的住宿条件也很艰苦，学生有数千名，住的宿舍是接收过来的原为日本人造的住房和兵营。不过，因“以中有足乐者”，蒋家俊也甘之如饴。
由于当时国民党政府发动内战，横征暴敛，通货膨胀，物价飞涨，老百姓都处于水深火热之中，而美军在北京、上海等地的种种暴行，更激起全国人民的义愤。蒋家俊和复旦大学的同学们一起参与了反美暴行、反饥饿、反内战的学生运动，在一次又一次的运动中，蒋家俊深受爱国主义教育。
上海解放不久，蒋家俊从复旦经济系毕业。同年9月，复旦大学经济研究所登报招考研究生。蒋家俊觉得很适合自己，也想继续深入研究学问，为新中国经济发展作出贡献，于是欣然报名。虽然所考科目有国文、外国文、政治常识、政治经济学、财政金融问题、社会发展史六门，并不容易，但本科刚毕业的蒋家俊学业尚未荒疏，加之上海解放后的几个月内又读了一些进步书籍和刊物，因而笔试成绩很好。周有光是蒋家俊的口试考官，对他的口试很满意。确认录取后，蒋家俊又再次来到复旦大学，开始他作为研究生的新征途。
研究生期间，蒋家俊得到了更加系统化、专门化的经济学知识学习，例如“政治经济学”“新民主主义经济”“新哲学”等课程，许涤新先生还亲自主讲政治经济学课程，并聘请许多专家学者、财经部门的领导同志来讲课或作专题报告。通过学习，蒋家俊不仅初步掌握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了解党的经济政策，而且政治思想认识和觉悟水平也有很大提高。
经过一年的学习，研究所的学生即毕业分配工作，蒋家俊和其他几位同学一起，于1950年7月分配到华东财政经济委员会参加革命工作，按当时的规定实行供给制待遇。
重回母校，做经济体制改革的探索者
1954年，中央决定全国大区机构全部撤销，干部重新分配工作。此时复旦大学急需教师，蒋家俊便由组织决定调到复旦经济系工作。同年12月，蒋家俊到复旦大学经济系正式报到，任经济系系主任秘书，同时在政治经济学教研室担任教学工作。这一年，他三十岁。
1959年开始蒋家俊主讲经济系的政治经济学课程，1960年起担任系副主任。同时，由于蒋家俊分工专讲政治经济学的社会主义部分，为充实教学内容与提高教学质量，从此之后对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和经济体制的研究就成为他以后科研的主要方向。
入校工作后，教学之外，蒋家俊仍积极参与探索新中国经济建设的各项任务，1956年入党的决定更是为其增添新动力。随后三年，通过不断学习，蒋家俊还陆续发表了《怎样认识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市场供需关系》《略论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水平和社会需要之间的矛盾》文章，以及与孙怀仁、汪旭庄两位先生合作编写了《资本、剩余价值和资本积累》，作为政治经济学丛书之一。
60年代初，在“大跃进”严重后果和自然灾害的双重发酵下，国民经济陷入极端困难时期，农业生产的重要性也愈益被人们重视。蒋家俊以马克思的社会再生产理论为指导，探讨农业和轻工业、重工业的关系等问题，发表了多篇具有一定指导意义的论文。
1977年下半年高考恢复，复旦重新开始招收四年制的本科生，教学秩序逐渐走向正常，蒋家俊也继续担任经济系政治经济学的教学工作。
1978年6月，当时教育部在武汉召开全国高校文科会议，讨论和编制各系新的专业教学计划，确定编写各门课程新的教材。此时已恢复经济系副主任职务的蒋家俊，和复旦大学文科各系10多位教师一起乘轮船赴武汉参加。
近30所大学要求参加编写新的政治经济学教材，最后商定：北方13所大学与南方16所大学分别编写一套，也就有了后来国内的北方本和南方本两套政治经济学教材。而后经南方16所大学《政治经济学》教材编写组第一次会议讨论决定：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部分和社会主义部分各编写一本，其中社会主义部分教材由复旦大学蒋家俊和厦门大学吴宣恭担任主编，以及来自其他大学的教师参与编写。这本教材第一版于1979年9月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后，深受欢迎，为许多高校采用，先后印刷4次，发行近30万册。
蒋家俊的研究方向与国家政策、经济发展实况保持一致。在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后，价格体制作为经济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愈发引起人们重视，上海市也专门成立物价研究所，时任经济系主任的蒋家俊，兼任物价研究所副所长，后又选为上海市价格学会副会长和中国价格学会理事。因此，蒋家俊在继续研究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问题之外，也较多地研究了价格体制问题，开设了价格学方面的课程，招收价格学专业的研究生。
党的十四大后，蒋家俊又撰写《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价格体制》文章，提出新的价格体制。直至暮年，他都在努力做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的探索者。
简朴务实，做平易谦和的大家
“蒋老师面带笑容，和我们谈话的声音很和蔼，让我一下子打消了紧张的情绪，放松了下来。”吴先满第一次见到蒋家俊，是在他1983年考复旦大学经济研究所研究生复试的时候，蒋家俊是主考官。
在他的眼里，蒋家俊自身学识严谨，为人和善，关心关爱年轻同志。在尚未入学复旦前，吴先满便读过蒋学模、蒋家俊等编写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以及他们发表的一些学术论文，可以说是他们的“学术粉丝”。
而在他顺利考入复旦大学经济研究所后，在课堂上又更加直观地领略到蒋家俊的大家风范和平易亲切。他回忆讲课时的蒋家俊，“蒋老师长得很伟岸，戴着一副眼镜看上去就是学问很深的大家，他的字写得也如其人，带有一种气派在其中，讲课的时候很流畅，也会有一些风趣的语言。”据吴先满回忆，蒋家俊在课上经常给学生们介绍学术界的新兴观点，也毫不吝啬地分享自己独到创新的见解，“让我们都受益匪浅”。
吴先满表示，蒋家俊老师是第二年给研究室的学生们作指导的，他每次阐述自己要作的主题时都十分认真准备，纸张上密密麻麻的都是标注，也力求有新意，对学生们写的一些东西都会非常认真地作批改，既肯定好的地方，也指出需要改善和深化的地方。吴先满对此充满感激：“当时蒋老师非常忙，又担任系主任，又要参加很多的科研交流活动，还要编写教材，但他对于我们的指导任务，非常认真负责，从不松懈，我们都十分感动。”
当时师生相处十分融洽。在校学习期间，逢年过节或学期伊始，吴先满都会和几个同学到老师们家里看望他们。吴先满回忆起到蒋家俊家中的场景，表示“当时我们也是不懂事、考虑不周，去看望老师时几乎都空着手，但蒋老师和师母完全不介意，一样热情招待我们，夏天的时候请我们吃西瓜，冬天的时候泡茶给我们喝。我还记得一个细节，蒋老师总是会把泡的茶直接端过来，甚至端到我们手边”。蒋家俊家中简朴的装修风格也让吴先满记忆犹新，“简约而不简单”，家里每个角落都整理得井井有条、干净舒服。
吴先满想，之所以过着简约的生活，也是蒋家俊想更加一门心思专心致志投入教学、科研和行政工作中的原因吧。直到今天，吴先满都时常会回想起蒋家俊的大家风范，为人、为师的优良品行，并一直以他为榜样。
对蒋家俊的简朴，他的家人也深有体会。“父亲总是过得很简朴，尽管后来生活好了些，也保持着以往的简朴习惯。他常常睡在沙发上，退休后也是这样，我们总是劝他回房睡也不肯，也不让我们换新沙发。”蒋家俊的小女儿蒋以琤回忆道，“我们一家的生活过得算颇为拮据，但父亲还总是会资助需要帮助的亲朋好友。”
蒋以琤记得，有一年复旦大学举行第一届家庭演唱会，蒋家俊一家进入了前六名。参加决赛时，当主持人介绍到蒋家俊为经济系系主任时，由于当时蒋以琳没有上台参加，就听到坐在她旁边的人说，什么系主任，像扫大街的，从这个侧面也可以看出蒋家俊艰苦朴素的一面。
蒋家俊是1983年搬到复旦大学第二宿舍住的，一家人住在六十平方米的屋子里，蒋家俊还辟出了八九平方米左右的房间作为书房，自称“三径荒斋”。“不过父亲特意挑了背阳的方向，把向阳的空间留给我们，所以父亲的书屋没有阳光，冬天尤其冷。”
八十岁之际，蒋家俊在他的三径荒斋写下这样一首表露心迹的诗：
江南碌碌一书生，虚度韶华八十春。
振奋神州研经济，培栽桃李诵诗文。
德行学业唯求己，利禄功名可让人。
三径荒斋凭栏望，光华日月满乾坤。
蒋家俊书于复旦园三径荒斋
2004年7月
文∣李大武/卢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