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伯康，1946年起于复旦大学任教，1949年被任命为解放后复旦大学第一任经济学系主任（1949-1952）。卸任主任一职后，朱伯康历任国民经济史教研组和经济史教研组主任等职，兼任上海经济学会顾问，上海经济学史学会顾问。执教复旦期间，朱伯康曾在学校为本研学生开设“经济学原理”“现代经济学说”“中国经济史”等课程；著有《经济学纲要》、《中国经济建设论》、《中国经济通史》（合著）等作品。朱伯康毕生致力于中国经济史兼史学、哲学方法论研究，重视为理论逻辑注入现实关切，引领着中国经济史研究的创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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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头活水”是朱伯康的治学之方，
“道德在前，学问在后”是他为师为人的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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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因中央大学迁回南京一事，朱伯康辗转到了上海。时局动荡之际，经由昔日老师李炳焕的引荐，朱伯康受聘于复旦大学商学院，成为银行系的一名教师，开始了于复旦40余年的执教生涯。对这段经历，朱伯康印象颇深，自谓“这一年对自己的一生来说是一个转折年”。也正是加入复旦同年的12月，朱伯康将自己从教多年的主要讲稿整理成一册《经济学纲要》，由中国文化服务出版社付梓。这本教科书借鉴了德国经济学家李士特（今译李斯特）的分析框架，一改传统经济学教育对新古典主义的单向强调，增添了经济制度嵌入社会的互动关系视角。直至1949年，该书一直是市面上影响最大的经济学入门教科书。
1949年上海解放后，全国高校院系调整初步展开，复旦大学各系进行改组，英士大学和暨南大学的经济系师生率先并入复旦大学经济学系。承学院之新生，朱伯康受任成为复旦大学经济学系第一任主任（1949-1952）。在朱伯康的领导下，以“培养经济研究人才和中等学校以上师资”为教育目标，经济学系不断加强学科建设，下辖六系三科（银行金融系、企业管理系、会计学系、贸易系、合作学系、统计系及银行专修科、统计专修科、贸易专修科），并首度成立政治经济学调研组。及至1952年秋，南京大学、金陵大学、安徽大学、上海学院、震旦大学、沪江大学、大厦大学、光华大学8所高校的经济系师生均并入复旦大学经济学系，学院办学规模进一步壮大，整体治学实力大大加强。
1952年，卸任经济系主任一职后，朱伯康继续潜心中国经济史兼史学、哲学方法论研究，并于1955年担任院内国民经济史教研组主任，领导学科专业建设。1962年10月，经济学系对教研组进行了调整，国民经济史教研组改名为经济史教研组，朱伯康继续任主任，与组内成员一道探索中国经济盛衰的规律和制度演进的特点。这一时期，在朱伯康等一众经济学系教师们的共同努力下，经济学系的教学和科研工作进一步蓬勃发展。
1986年，朱伯康从经济学院退休。久违的空闲让朱伯康终于有时间去完成自己毕生的心愿—撰写一部中国经济史。而这部“史”，也成为了他向复旦经济学系送出的一份“厚礼”。
撰史的工作在经济学家许涤新的鼓励支持下起步。了解了朱伯康的想法之后，许涤新向他提议，将这部著作改为《中国经济通史》。朱伯康欣然应之。此后，朱伯康与学生施正康花费10年时间，共同完成了《中国经济通史》一书。120余万字的浩浩巨著，凝结了朱伯康平生治学所闻、所得、所思，文笔质朴流畅，论证清晰有力。1995年，书籍一经付梓发行，便迅速销售一空，得到全国经济史学界的广泛好评。经济史学家姜铎评价此书时指出，书籍将“经济与政治的关系，位置摆得十分端正和恰到好处”，“既显示出作者见多识广掌握着世界经济发展的脉络，又显示出作者对中国经济发展的特色胸有成竹”。次年，该书获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1994年—1995年）。
21世纪初，朱伯康年近期颐，治学热忱仍激荡在怀。为了进一步补充《中国经济通史》中近代部分的内容，他指导施正康挖掘、搜集史料，将该书扩写成为150余万字的《中国经济史》，在2005年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扩写后的文本在原书的基础上增加了较多的近代经济史内容，作为高等院校相关专业研究生的教材和参考书，广受读者好评。出版次年，《中国经济史》相继获得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成果优秀奖（三等奖）、上海图书奖一等奖。
治学研究之外，执教于复旦大学经济学院的四十余年间，朱伯康先后为学生们开设了“经济学原理”“经济政策”“财政学”“中国财政史”“现代经济学说”“中国经济史”等多项课程。上海社科院经济研究所中国经济史研究室主任张忠民，华东师大商学院经济系教授张祖国等都曾是朱伯康门下的硕士生。毕业以后，学生们也一直保持着每年一次拜访朱伯康的习惯。
在学生们的回忆里，治学时，朱伯康和大家反复强调的关键是“源头活水”这一基本原则。所谓“源”，指的是真正的学问必须搞清楚源头在哪里，学习任何问题一定要知道其来龙去脉，一定要知道其学科史；所谓“活”，指的是做经济史的人一定要掌握第一手资料；而“源头活水”四个字，则进一步指向了这活水流经的领域。这四个字虽然简单，但对做经济史的人来说，却是非常严谨有效的方法，并深深地影响了朱伯康任教时一批又一批的学生，也彰显着经济学院谨严笃实的治学之风。
“道德在前，学问在后”也是朱伯康反复向学生们强调的道理。在张忠民看来，朱伯康以自身之清正，践行着自己的治学之方。他直言，“道德学问皆高，不是一个达到没达到的问题，是一个追求的目标。从某种程度上来讲，这既是老师对学生的一个要求，也是老师对自己的要求。”
光阴历历数十载，朱伯康毕生求索，孜孜治学，“执教著述于中华复兴……与国与民同命运共荣辱”，“贡献诸多”。在与泛黄旧书卷的对谈中，他描绘出了一幅宏阔的中国经济史研究画卷。“源头活水”是他的治学之方，“道德在前，学问在后”是他为师为人的准则。在他与诸位经济学院教师们的接续努力之下，解放后，新生的经济学院不断锐意进取，以史为鉴，经济起当世之用，也照亮了中国经济史研究之路上的灼灼光华。
文∣ 林珺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