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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学模(1918-2008):不断改悔的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工作者

  发布日期:2022-11-23  浏览次数:

 

蒋学模(1918-2008),浙江慈溪人。历任复旦大学经济系政治经济学教研室主任,社会主义经济研究室主任,《复旦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总编辑,社会主义经济研究所所长,上海市经济学会副会长,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二届经济学评议组成员,《辞海》政治经济学分册主编。在50多年的学术生涯中,出版学术专著30余部、主编经济学教材和著作10余部、文学和经济学译著10部、论文200余篇,累计近2000万字。其中,《政治经济学》教材再版12次,四十年来发行量突破1800万册,创全国高校教材发行量之最。

正如蒋学模自己所说:

“对政治经济学基本理论问题的再认识,是一个无止境的过程。”

“至少到90年代中期,”81级本科、现任经济学院院长张军回忆,“所有(学经济学的)同学听到的最重要的三个字是蒋学模。”

那时,蒋学模出访国外回来,在大礼堂作报告,讲当时最前沿的讯息,学生们蜂拥过去,就像现在的年轻人去赶明星演唱会。

学生们认识他,大抵是通过初版于1980年,再版12次,四十年来发行量突破1800万册,创下全国高校教材发行量之最的《政治经济学教材》。

毛主席接见过的业务骨干

年过八旬的蒋学模在谈起治学初衷时,仍能清晰忆起当年,身为银行职员的父亲因险些算错几分钱的账而受到警告处分。大人怕失业,蒋家兄弟姊妹3人则因失学危机而陷入一阵恐慌。从此,蒋学模孜孜不倦地找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著作阅读。

上海解放后,华东军政委员会就派工作组进驻各高校领导教育改革。教育改革首先是课程改革。政治经济学不仅是经济学系的基础理论课,也是全校所有系科的一门政治理论课。

不过,“很明显地有两个跟不上。一个是教材跟不上,另一个是教师跟不上”。

为此,1950年,中央在北京组建中国人民大学,并要求各地高教局选派青年教师到人大向苏联专家学习。

同期进修的苏绍智一年后即被学校召回,而他则是经过再三请求,终于获批延期一年返岗。苏联专家上课的时候照着讲稿逐字照念,即使是蒋学模也感到无聊。

不过,作为世界上唯一建设社会主义取得巨大成就的国家,基于苏联经验总结的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倒是令他眼前一新。

1952年夏天,蒋学模甫回到复旦,便迫不及待地与政治经济学教研室的同志一道编写了供大学本科使用的《政治经济学讲义》,这是国内第一本包括有社会主义经济部分的政治经济学读物。

他的科普读物则是让领袖读罢也不禁称赞。1957年7-8月间,蒋学模与漆琪生等人受到毛主席接见。

好景不长。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写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1954年一经付梓,次年就由人民出版社出中文版。苏联教科书一经出版,高教部就通令全国高校一律采用,蒋学模等编写的讲义便暂停印行。

他倒是没有太挂在心上:“不这样也是不可能的。”斯大林和苏联在当时的国际社会主义阵营中享有无匹威望,“苏联教科书理所当然地成为权威著作,成为社会主义阵营各国普遍采用的国际教科书”。

就在他受到领袖接见的同年,“整风反右”运动开始了。正常的教学科研秩序大受冲击。经济系全体师生所幸到江苏吴县望亭公社里参加劳动锻炼,在“社会大工厂”里学习经济学。

1958年冬天,正在公社为学生授课的蒋学模却忽然被召回上海参与自编教材。这本教材于1961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名为《政治经济学教材(社会主义部分)》。

后来,蒋学模看到了一份内部白头文件,才知道苏联教科书被批了,几个“党的秀才”写出了一份关于苏联教科书的谈话记录,对之大加挞伐。

大跃进结束后,某领导要求停用自编教材,恢复苏联教科书。蒋学模等人再次陷入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的迷雾之中。

各种运动中,“文革”也迈着气势汹汹的步伐来了,苏联教科书被大批特批,“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也越发跟不上最新最高指示了……

“不能守旧,不怕守旧”

动荡岁月结束了。

编写新教材的事又提上日程。1979年夏,蒋学模进京担任政治经济学编写组组长。随着经济建设成为中心,过去没有的现象进入了人们的视野,过去不谈的问题也重新提上了经济理论研究的议程。1980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教材》在全国同类教材中第一次不再提现代资本主义是“垂死的、腐朽的”。

蒋学模开始认识到,社会主义生产是公有制基础上的商品生产,社会主义生产也要受到价值规律制约。

“人家说他风派,实际上呢,他是比较紧跟党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他的老搭档伍柏麟说。

根据那个年代党代会和新政策的诞生频率,《政治经济学教材》几乎每隔两年就要大幅修订一次。

90年代,张晖明读在职博士,选现代企业产权理论做题目,蒋学模态度开放,要张和政治经济学的所有制对接好。当时他在编一本书,常打电话给张晖明,询问“什么叫现代企业制度”,张引经据典,蒋便嘱咐他“把这本书给我带来”。

正如蒋学模自己所说:“对政治经济学基本理论问题的再认识,是一个无止境的过程。”

1993年,当时还是青年学者的张军筹办新政治经济学年会,北京的于光远谈起自己坚持当初的信念,自称“死不改悔的马克思主义者”。蒋随即插话,“我跟你不一样,我是一个不断改悔的马克思主义者。”全场笑声四起、掌声不断。

走到人生边上的蒋学模,对于曾经几次让他参编教材的努力付诸东流的苏联教科书,比年轻学者更加豁达:“不成熟的社会主义经济的实践经验,只能产生不成熟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这是不能苛求于苏联教科书的作者们的。”

见证了儿时两大心愿依次实现的他感叹道:“在我80年的生涯中,经历了许多剧烈的社会变迁,深信马克思主义是能够阐明社会经济制度及其发展规律的惟一真理,深信社会主义是惟一能导致中国繁荣富强和给中国人民带来幸福的社会经济制度,这一辈子要我相信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比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好,是不可能的。”

本文系在牛林峰所撰文字基础上删补,主要参考《复旦大学教授录》、《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院志》、《与中国著名经济学家对话》(第三辑)

1984年4月30日,美国总统里根访问我校时会见苏步青、谢希德、谈家桢、华中一、蒋学模等教授,右图为经济学系蒋学模教授(左一)与里根总统握手。


文∣ 牛林峰 梁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