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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友风采 | 沈建光:用世界的眼睛看中国经济

  发布日期:2019-02-25  浏览次数:

导读:

多年来,沈建光一直以华人身份,在海外研究中国经济,负责亚太经济预测和分析。他曾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芬兰央行经济学家,及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资深经济学家,国际经合组织顾问和中国人民银行访问学者。2018年,他选择了一个“苦差事”,他从一名投行经济学家,转换赛道,成为京东数字科技副总裁、首席经济学家。

沈建光

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系1989级校友

过去25年,经济学博士沈建光居住在三个大洲的五个城市,足迹遍布全世界。他的荣誉和头衔越来越长,但他却不甘于在成绩簿上过日子。2018年,他选择了一个“苦差事”,他从一名投行经济学家,转换赛道,成为京东数字科技副总裁、首席经济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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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建光 (资料图)

冷静的“预言家”

沈建光常常与市场普遍观点“背道而驰”,对经济的判断显得“不合时宜”。

2018年初公布的上年经济“成绩单”超出市场预期—GDP增速反弹至6.9%,终止了七年的下跌趋势。这让市场对当年经济前景普遍乐观,有观点认为,中国经济已经进入新周期,2018年中国经济会持续反弹,GDP有望回升至7%甚至更高。

这时,沈建光却鲜明指出,“2018年中国经济将整体出现下行态势,或将从2017年的6.9%回落至2018年的6.3%。考虑到去杠杆与贸易战风险,2018年中国经济下行压力可能较大。”

沈建光分析认为,地方债风险加大,金融领域风险事件频发,房地产市场泡沫积聚。虽然2017年中国经济在新动能与旧模式的带动下,增速止跌回升,但这种反弹并不稳健。地方政府债务风险、房地产风险以及金融机构脆弱性在政策宽松时很大程度上被掩盖,如今政策转向,短期内依靠债务带动高投资的传动模式难以持续。

这一并不让人欢欣鼓舞、甚至被不少人怀疑的判断,在半年后经济下行态势日趋明显、政策随之转向后,被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和市场人士所感知。

作为深耕宏观经济多年的经济学家,沈建光还较早地观察到中国经济下滑中的结构性问题。在2018年,他接连发表“警惕消费下滑的风险”、讨论“中国离流动性陷阱有多远”、提出“基建不如减税”等文章。

如今看来,不仅多数观点成为事实,甚至在市场共同呼吁下,政策相应调整。消费下滑与消费升降级已经引起更广泛的关注与讨论;货币有效性降低成为当前政策层直面的事实,并在尝试寻求新的结构性工具用以防范这一风险;而其后在市场的共同呼吁下,减税也从“空间有限”逐步转化为“明年更大规模减税降费”。

这不是沈建光第一次“预言实现”。早在2016年,沈建光就在《应警惕特朗普冲击》一文中呼吁提高警惕--尽管市场普遍认为特朗普在精选中对中国贸易与汇率施压是处于政治考虑,但考虑对华强硬派得势,也并非没有付诸实践的可能。

美国对华加征关税扩张至2000亿商品,各界对贸易谈判极度悲观。而沈建光提出,即便美国对华贸易关税持续加码,但贸易纷争对美国也绝非稳赚不赔。“越是悲观,往往说明事态越严重;预期越低,往往越是有谈判的希望”、“经贸关系是中美关系的压舱石,中美暂缓贸易战符合双方的诉求”。

受益于祖国发展的海外学子

能够在复杂环境下,做出对经济形势的冷静判断,这于沈建光在海外15年的经历密不可分。

1992年,邓小平发表92南巡系列讲话,对“改革开放是姓社还是姓资”的之一坚定回应:“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就没有出路。”

南巡系列讲话是中国改革开放的一个里程碑。这一年,沈建光从复旦大学来到芬兰赫尔辛基大学,开始了留学生涯。

21岁的沈建光刚来到北欧,来不及思乡,就被和中国截然不同的经济和文化“撞了下腰”。这些差距不仅源于不同的文化背景,更是植根于当时的中国和发达国家间的巨大发展差异。

在复旦时,沈建光办了一张学生公交月票,每月需要六元人民币,上海公交随便坐。而在芬兰,单次的公交车票价就要12元人民币;在赫尔辛基大学,大多数同学都有自己的电脑,学校打印免费,这在当时的复旦是难以想象的;当时芬兰的大学毕业生月薪要超过一万元人民币,而当年复旦的毕业生月薪大多达不到一千元人民币。

在陌生的异国,沈建光兴奋又不敢放松学业。芬兰的教育不收学费,并对本国公民发放奖学金。为了赚生活费,沈建光送过报纸,端过盘子,虽然辛苦,却也让他用两年时间,就迅速学会了芬兰语。

他的教授本特·霍姆斯特罗姆先生被这个中国学生惊艳到了—不仅养活自己,拿到学位,还学会了芬兰语。本特是芬兰人,后到麻省理工学院做教授,2016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他将这位勤奋的学生推荐到芬兰中央银行,并为沈建光提供了博士后的岗位。值得一提的是,沈建光攻读博士后是芬兰政府提供的基金,这一奖学金每年只有一名学生可以得到。这一年,外国人沈建光获得了这个殊荣。毕业后,他先后加入芬兰经济研究所和芬兰中央银行,主要负责亚洲经济研究,尤其是中国经济研究。

事实上,沈建光的发展经历,除了和他自身的勤奋和天赋密不可分,更是植根于中国经济发展的宏大背景下。

90年代初,中国在世界经济的地位远不如现在重要。整个欧洲关注中国经济的学者屈指可数,海外经济学家对中国的了解也十分有限。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因成功狙击英格兰央行一战成名的索罗斯对做空港币势在必得。东南亚国家货币大幅贬值,港币岌岌可危。国际社会对中国守住港币进而守住人民币持极度悲观态度。而在中国中央政府支持下,香港政府动用千亿港币救市,击溃了索罗斯的狙击,在席卷亚洲的金融风暴中顶住压力,避免了金融的动荡,一举赢得了国际声誉。

更重要的是,这一战为中国成为世界制造业中心打下了基础,中国把握机会推进商业银行改革和国企改革,并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为经济的长久繁荣奠定了基础。

2003年,欧洲中央银行设立专职研究中国经济的研究人员。这既是中国经济对国际经济影响力上升的标志,也开启了沈建光工作的新篇章—他成为首个进入欧洲央行工作的华人资深经济学家。

回国拥抱挑战的首席经济学家

正因为对中国经济的密切关注,沈建光也清楚地感受到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这种发展速度,除了中国人,很难有人能够真正理解。

2003年前后,沈建光带领欧洲中央银行经济学家代表团到中国上海考察。当时的浦东还处于开发初期,房价是三四千人民币,大片建筑都还是雏形,车子行驶了几公里,沿途都是工地。同行的经济学家肯定地告诉他,你们中国的泡沫太大了。

“外国人没有办法想象中国发展的发展速度和规模。他们看我们中国年年看空,但年年都没有兑现。”沈建光不无自豪地说。

毕业后,沈建光经常会赫尔辛基大学转转,见见朋友。2018年夏天,他又回了一趟母校。现在,芬兰的大学毕业生收入依旧不到两万元人民币,而北京上海的名牌大学毕业生收入已经和芬兰不相上下了。每到购物季,欧洲各国奢侈品商店都排满了来自中国的消费者,中国企业跨国收购欧洲企业也不是新鲜事。

多年来,沈建光一直以华人身份,在海外研究中国经济,负责亚太经济预测和分析。他曾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芬兰央行经济学家,及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资深经济学家,国际经合组织顾问和中国人民银行访问学者。

热爱运动的沈建光喜欢给生活以新的挑战。在芬兰时,他的生活可以用舒适来形容。芬兰中央银行的工作日从9-10点开始,在下午4点就结束。三天之内的病假不需要病假单,跟老板说一声就可以休息。

但随着中国经济在国际社会的地位变化,他也不甘于在欧美观察中国,而是期待以更直接的接触,参与到中国经济的发展中。

2007年,沈建光回到中国,并于2018年7月宣布加入京东,出任京东数字科技副总裁、首席经济学家。

京东数字科技方面表示,沈建光对宏观政策和市场环境有着很敏感的洞察力,或许可以帮助京东数字科技仔细梳理价值和行业政策的契合点,并将大数据和人工智能运用到经济研究和预测方法上,为京东数字科技的发展做出更有前瞻性的预判。

加盟京东数字科技之前,沈建光任瑞穗证券亚洲公司首席经济学家,组建了一支经验丰富、视野宽广的宏观研究团队,是瑞穗金融集团在中国研究方面的领军人物。

沈建光告诉记者,除了看中京东数字科技大数据对宏观经济政策的分析能力,更看中了数字科技的未来。

“中国真正拥有大数据的公司并不多,有这样一个新的尝试,我很愿意做。”沈建光在瑞穗证券时就感受到传统行业向金融科技转型的热情,他最终选择京东,不仅因为其与生俱来的互联网基因,更希望迎接挑战。

本文来源:新华社客户端

延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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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建光:科创板开启资本市场改革新征程

1月30日晚,证监会公布科创板公开发行及持续监管的重大举措,科创板及其试点注册制将正式落地。本次改革决心较大,在入市规则、后续交易及管理方面创新性较高,顺应了国际化、市场化的改革趋势。科创板的推出速度快,改革步伐大,发行、交易、监管制度趋于完善,较好地弥补了创业板、新三板的不足,是资本市场重大改革的试验田,亦开启科创板资本市场改革的新征程。

科创板开启中国资本市场市场化、国际化征程

相比创业板、新三板原有的上市及管理规则,科创板有较大幅度的创新,具体体现在体现了市场化、国际化的两大思路:

第一,市场化,一方面,科创板对公司上市条件松绑,放松盈利要求,首次试点有一定核准的注册制,上市门槛采取5套标准,未盈利科技企业满足市值/收入等一定要求后即可上市;发行价不设限制,全面采用市场化的询价方式定价,取消23倍市盈率限制。另一方面,加强监管,做到该管的管,不该管的不过度干预。未来随着试点注册制的大面积推行,将更多选择权交还市场。

第二,国际化,目前科创板中交易制度开始与国际接轨,上市前五天不再设置涨跌限制,之后20%,上市首日即可卖空。此外,开始对标美国达斯达克,支持VIE同股不同权。A股散户投资者占比较高,科创板的设立适度匹配了50万的投资者门槛,是设立多梯队、分层式的市场的重要一环,有助于引入长线资金,改善市场生态,对接国际标准。未来应当继续加深改革,逐步建立健全国际化、多层次的资本市场,包括稳定监管预期、降低交易费率、加大市场深度、推进衍生品市场发展等。

科创板上市条件更加合理高效

科创板推出之前,现有上市规则存在较多不合理之处,最优质的一批科技企业因为暂时未达到上市盈利门槛、不愿意低估值发行和牺牲灵活的股权制度,而选择了赴美上市。

我们按照国际通用的GICS行业分类方法对A股及美股上市的中国科技企业进行了梳理,重点考察了信息技术及医疗保健两个科技含量较高行业,进行跨市场间盈利能力的对比。比较后我们发现,科技企业在A股上市后盈利能力单边下滑,严格的盈利要求并未创造价值。

从盈亏比例来看,由于严格的上市财务要求和连续三年亏损需要退市的条件限制,绝大部分的A股上市科技企业都能实现纸面上盈利。样本中586家A股科技股中,上市前三年和上市当年的科技企业没有亏损的,然而,随着时间推移,亏损企业比例不断抬升,上市七年后,科技企业已有10%比例出现了亏损。此外,虽然初始上市时A股科技股没有亏损,但大部分上市后,净利润率出现了严重下滑,上市前三年与上市当年利润率在18%左右,从上市第一年便开始逐年下滑,上市后第三年利润率平均值便跌到6%,第5年之后开始亏损。

美股市场则与A股市市场则存在反差,一方面,中概科技股的上市公司盈亏比例在上市的后几年均是基本稳定的,基本维持在盈利企业与亏损企业的比例在1:1左右的态势,说明并未有A股市场上特征鲜明的,上市前全部盈利,上市后盈利企业逐年减少的现象。此外,根据统计,美股中概科技股公司的净利润率也大多呈现稳定态势,从上市前二年到上市第七年,盈利平均值基本维持在在18%到21%间波动,并未出现A股式的上市后即盈利下滑的现象。

基于上述分析,笔者认为,严格的利润要求管理并不完善,部分企业或可以通过关联交易等手段粉饰盈利、虚增收入,满足上市要求,之后盈利能力每况愈下。相反,试点注册制、严格执行退市制度,宽进严出,维持良好新陈代谢、将优胜劣汰的选择权换给市场,方能有助于真正优质的科技企业脱颖而出。而这也恰恰说明设立科创板符合市场化需求,恰逢其时。

加强资本市场监管亦势在必行

近期A股集中出现因商誉减值导致的业绩变脸,截止1月31日下午6时,101家A股上市公司公布其2018年年度业绩中预亏下限超过10亿元,远高于2017年的19家。多家公司前三季度净利润仍是正数,第四季度巨亏后业绩反而转盈为亏,业绩变脸,其中不乏前期部分野蛮生长、靠并购迅速扩张、无形资产较多的小型科技公司。

本次大批公司业绩预亏的原因要追溯到1月4日财政部会计准则委员会的商讨,委员会讨论对商誉减值进行摊销,而非减值测试,曾经高溢价收购的企业当期利润会受到较大影响。此后2019年一季报业绩预披露中马上出现了大面积亏损和商誉减值,企业担心未来连续三年利润无法覆盖商誉摊销亏损,会被迫退市,便选择则在还可以一次性大幅减值的时候提前操作。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上市公司集体业绩“洗澡”反应出公司治理之路任重而道远。首先,存在部分公司借减计转移公司资产,通过大举并购、买入劣质资产、做出虚高业绩抬升股价、减持质押套现、再趁大幅减值购销过去亏损等一系列操作实现变现,现有的管理制度没有对此类现象做出强有力约束。

此外,商誉减值、业绩变脸集中的核心原因是核准制下“壳资源”仍是稀缺资产。核准制容易导致公司为保“壳资源”操纵业绩,也容易导致权力寻租,及早推进全面注册制有利于保护投资者的利益。未来注册制和强监管双管齐下,企业壳资源不再是极度稀缺资产,也缺乏利润操纵的手段,大幅减值预亏等现象将会相应减少。

市场化、国际化基础上,资本市场发展还需落实法制化

上市公司有粉饰业绩绕过严格的盈利条件的动机和手段,A股市场在上市公司治理上任重道远,一刀切式的管理并不能保护投资者,未来资本市场仍需要进一步的改革焕新。此外,科创板的推出标志着中国资本市场已经在通往市场化、国际化的改革方向上迈出了重要一步,未来在法制化方面仍需尽量完善。

实际上,目前科创板已设立了严格的退市标准,除了“宽进”,亦要求“严出”,触及终止上市标准的,股票直接永久终止上市。然而,主板创业板的退市制度还不健全,没有真正到位。2000年以来820家公司实施了ST,同时期722家公司撤销ST,撤销率达到88%,退市规则执行效果差,未来完善退市机制仍是改进方向。此外,提升资本市场法制化水平,严格规范上市公司市值管理行为、防止业绩操纵、内幕交易,保证信息透明,避免科创板沦为部分企业圈钱的新场所。

总而言之,可以看出,科创板是国家大力推进资本市场改革、树立国际竞争力的桥头堡、试验田,未来随着更多改革项目的落地,在实现市场化、国际化的基础上,沿着法制化道路改革,更好地服务于产业结构升级,为经济发展提供资本助力。

文章来源:沈建光博士宏观研究、中国金融信息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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