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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上海论坛:袁志刚教授主讲中国宏观经济的短期波动与长期趋势

来源:http://finance.sina.com.cn/hy/20120526/161112154345.shtml



 由复旦大学主办、韩国高等教育财团赞助的“上海论坛”2012年5月26日-28日在上海召开。主题为:经济全球化与亚洲的选择——未来十年的战略。新浪财经图文直播本次会议。

  袁志刚:各位来宾、各位同事,大家上午好。
  今天很荣幸在这里给大家做一个关于中国经济的报告。我的题目是中国经济的短期波动和长期趋势。我个人认为2012年是中国经济非常不平常的一年,尤其是我们刚刚过去的第一季度,碰到了很多比较强的一些冲击,外部的冲击和内部的一些冲击,所以导致了经济增长数据的下来,同时我们这个论坛今天的主题又是讲未来十年的战略,所以我要讲讲长期的。中国如果一看长期的情况,无论是从人口结构的改变,还是从资本形成,还是从环境、能源的制约,还是从TFP的增长都碰到了挑战。所以几乎2012年是一个长周期和短周期并存的年代。所以是相当困难的一年。今天要讲三个方面的问题,一是2012年碰到的挑战,二是长期的趋势,三是大概有哪些重要的工作是近期必须要做的。
  讲这么一个题目,首先还是要给出一个宏观经济学的一般模型,这是一个一般均衡的模型,在全球化的下面我们来看长期、短期两个方面。从长期来讲,我刚才讲了,劳动力是非常重要的。我们有一个重大的变化,后面的资本形成也是非常重要TFP里面我们有ALD的活动,非常重要的中国这几年技术进步,TFP增长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制度改革。刚才龙永图先生已经讲了,比如说加入WTO制度改革其实是非常重要的。最后就是能源的制约,我们环境治理成本的制约。就短期来讲,我们的冲击有很多,比如来自于外需的下降,比如来自于中国投资的突然变化,比如来自于我们的宏观经济调控政策的过度的频繁的变动。都对中国经济造成了某种意义上的冲击,所以短期、长期,2012我们来看很多重合的东西。
  就2012来讲,首先要看全球经济的影响,这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是很大。第二我们来看一下中国投资最近的变动,第三来看看消费,最后我们来看看中国的金融,就是流动性注入我们发生了一些什么新的变化。
  从全球经济来讲,说老实话2008年这一场危机没有过去,2008年这场危机刚才朱民先生已经讲了,由于全球经济的长期非均衡,它的几大块,就是制造板块的非均衡、贸易板块的非均衡以及金融板块的非均衡,这个巨大的非均衡最后导致的就是金融衍生产品,金融的杠杆太长,现在是一个不断地去杠杆化过程。就美国经济来讲,因为它的科技、因为它的重新再工业化的政策,再减会制造业这样一些政策的展开,以及它的很多刺激政策,再加上美国美元还是国际货币体系当中一个重要一员,所以它继续举债的成本是非常低的,但是下面一块我们就看到了很多问题,欧洲。欧洲由于欧元这样一个共同货币的存在,使得少数南欧的国家经济复苏是极其困难,去杠杆化的任务就更重,继续举债的成本就非常高。尤其是最近,因为希腊的议会选举和法国总统的更换,那么欧洲正在朝着未来的目标,不怎么明确的方向蔓延。欧元应该来说我想长期来讲无非是三个出路,第一个出路就是欧洲走向联邦化,它的货币政策就更加地统一,现在的法国新总统提出来就是欧元债券的发放,试图征得一个美元的地位,就是举债负担比较轻,但是这个趋势估计不那么容易走成。第二个就比较危险了,就是希腊退出。第三个不能不排除长期欧元的解体。如果这个东西继续蔓延,欧洲经济估计在衰退的过程当中可能还要花上几年。
  后面就是大家知道,原来我们中国经济的增长,向新兴经济体国家的出口已经开始有一个比较好的发展,但是最近新兴经济体的情况也是出了很多问题。还有一个就是全球资本市场对于未来预期的经济增长的不妙,前一阵大宗商品包括黄金(1558.60,-5.60,-0.36%)价格大跌。那么这都对全球经济造成了一个影响,这样一个全球经济的不利变化,对中国经济的影响,首先这个影响是应该是比较大的。就中国经济2012年的情况来看,因为中国大家知道是个制造业工业比重非常大的,是个世界工厂的概念。但是中国的工业增加值少有的到了个位数的增长。4月份的数据是9.3%的增长,因为大家知道这个数字在中国很多年的平均数字基本要在14%左右,中国经济还是比较健康的。现在已经滑到了,最近可以看到它的下滑是非常明显。原因在于哪里呢?我们来看刚才短期因素里面的几个,原来长期一直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外部的因素,就是外需的因素,我们可以看到现在有三条曲线,一条是出口的,一条是进口的,还有一条是中间商品,中间产品进口。可以看到中间产品的进口下滑趋势非常明显,而中间产品下滑实际上就意味着未来的出口还要下滑,因为我们中间产品进口,然后很多是组装再出口。进口也因为我们的经济速度的下滑而下滑,而且大家可以看到,我们这个下滑应该说2008年这一次我们已经开始了,那个幅度是比较深的。但是这一次的下探一方面是由于国际经济速度的下降,另外一方面如果说更深地去挖一下我们内部的东西的话,就发现中国东部地区的出口的下降还要厉害。中国的中西部地区的出口的增长是非常快的,大家知道。像重庆是100%多的增长,那么这实际是一个巨大的变化,这个变化就说明了什么?我们最近集中地在硕士论文和博士论文答辩,很多同学在做的东西显示中国的工业的集中度在下降,中国的工业的专业化水平在下降,实际就意味着中国出口企业的效率正在下降。前一阵到浙江开会,浙江现在是华东地区倒数第一,政府很自责,说我们没搞好,我说不是你们没搞好,是因为中国现在民营经济弱,所以浙江一定弱。浙江是民营经济好,浙江一定强,而不是政府有多少作为。
  接下来看我们非常重要的一个中国原来长期支撑经济增长的就是投资,从中国的投资里面,我特别要介绍的是一是固定资产投资,我们已经下滑到20%左右的水平。再看右边这三个投资的,一个是制造业的投资比较平稳,还有一个就是建筑投资,还有一个就是基础设施投资。那么大家可以看到基础设施投资是条蓝线,2008年以后我们的四万亿有一个突然上升,但是这是不可持续的。这个带来了很多的问题,当然这样的投资也带来了制造业投资的一个高升,但是紧接着现在你看到基础设施投资下滑特别明显。紧接着这条红线制造业投资,那么我们还有一个淡黄色的线是我们的建筑业的投资,在我们的限购政策之下,看起来好像还可以,但是民营的房地产的投资商基本上是没有投资了,既不拿地,也不投资。所以还有如此高的一个投资增长,完全是经济适用房撑着。所以我们如果一旦经济适用房下来,这个基础设施投资再下来,中国的制造业投资一定再要下探。所以总体来看,很多人认为,中国2012年的一季度是个底部,或者有人认为二季度是个底部,我不认为一季度、二季度是个底部,恐怕三季度、四季度是一个底部。
  我们这里面可以看到住房建筑里面,我们可以从办公楼和一般住宅的投资下探,背后的原因大家就很清楚了,就是房地产的限购。房地产的限购我们就等着,我们做宏观经济的说再等上五年,这是一个宏观经济学极难的研究周期的东西,因为这个冲击太强了。而且它不像其它的税收政策,或者信贷政策、金融政策、利率政策,它是一个非常非常硬的,难以有一个比较好的出路的冲击。大家现在都指望于中国的消费,刚才龙部长也讲到经济转型、内需,这是非常重要的。将来可能是,我想2015年以后,中国的消费可能会上升,但是2012年是不可能的,大家知道,当你这个经济在下探,就业在下探,而且中国的消费在经济当中的比重只有34%的情况下,我们的劳动收入在整个GDP当中的比重,只有40%左右的情况下,而且在中国现在的社会保障尤其是二元经济,城乡收入差距,城乡的公共产品享受都有巨大差距的情况下,要指望这样一个消费的上去,2012年我认为没有戏。所以我的潜台词也很清楚了,就是2012年如果经济要上去,也只有一个办法,就是重新启动投资。
  那么好,我们再来看,我们2012年存在的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挑战,就是金融资源对实体经济的注入碰到了问题。因为大家知道在过去十年里面,或者是更长的时间里,我们的金融作为一种经济体当中的血液,进入到实体经济有两个主要管道。第一个主要管道就是外贸顺差所带来的美元储备的增加。就是我们叫外汇转款这一方面注入资金是非常强的,现在外汇转款在迅速地下降,这个经济体的注入血液就少了,而且这个对于民营企业是非常重要的。竞争性的民营企业出口主要以他们为主,所以原来的血液在企业来讲,他不怕金融的问题。
  第二个管道就是房地产,以及在房地产基础上的地方融资平台,以土地作为抵押的进入,现在在限购之后,这个管道也堵住了,两个主要的管道一堵住,剩下来的问题大家知道实际上我们的一季度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是松的,我们的准备金率是在下来的,现在唯一的利率还没下。负利率刚刚走出来,所以现在不可能有很大的利率下降的空间,但是货币已经松了,新的现象出来了,企业不愿意贷款,因为投资没有效益。我可以给大家一个最新的数据,就是5月份的前20天,四大银行只贷出去340亿的贷款,这是跟我们要,2008年我们是一万亿一个月的新增贷款,所以我们现在出现了新的问题就是流动性的注入下降。
  下面由于时间关系我不可能展开很多,我就下面再讲一讲简单的,对长期趋势来讲,我们现在面临的严峻挑战。最为严峻的挑战就是中国的人口结构将发生变化,中国因为实行了从七十年代实行了独生子女政策,我们的劳动力的顶部最高的大概到2015年,2015年以后中国的整个劳动力人口占比要下来,总人数也要下来。这个大家知道不仅是劳动力人口的下来,而且劳动力的人口如果主体是70后、80后甚至是90后、00后的时候,带来了很多劳动力结构性的问题,甚至现在大学里的教育碰到越来越多年轻学生的时候,就发生有很多的变化。现在所有的独生子女都希望通过大学来这个,但是我们的蓝领工人、技术工人,其它的工种就出现了很大的问题。
  人口结构的改变带来的另一个东西是什么,就是负抚养比的上升,尤其是老龄抚养比的上升,所以背后还有一个中国储蓄率的巨大改变。我们的抚养比在下来的这样一个少儿抚养比和老人抚养比的迅速下来,也就是中国储蓄率上升的基础,没有这样一个基础,不可能中国变成如此高储蓄率的国家。这样变化对资本形成来讲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大家知道最近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就是靠高储蓄率的支撑,那么储蓄率有多少,我们就达到了52%,这是世界历史上所有国家都没看到过的一个这么高的储蓄率。这些这个里面再简单说两句的话,就是我们的企业储蓄,垄断企业的高额利润的储蓄,不上交,成为了企业的储蓄,还有一个就是政府的储蓄。在未来长期来看,这些都是改变。无论哪一种改革的推进,比如说税收制度的改革,比如说国有垄断企业的改革,还有人口结构的改变,都会使得储蓄率改变,资本形成下降,那么中国的经济再用投资增长来支撑,肯定是走不下去了,用劳动力增长支撑也是走不下去了。所以中国的进一步的经济增长的唯一有希望的出路在哪里,就是技术进步,就是刚才龙部长讲的经济转型,就是我们TFP的增长。
  因为我们去年给国家发改委做了一个课题,做了一项梳理,就是下面这条绿的曲线,就是TFP增长,我们可以发现,中国的TFP增长有三个比较增长快的年代。第一次就是改革开放,农村承包制我们有一个高速TFP的增长,第二次就是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第三次就是中国加入WTO。如果我们总结一下它有什么共同的事实呢?第一个事实就是中国的制度改革非常得快,1992年以后,邓小平南巡讲话,加入WTO以后我们也有很多的改革,还有一个重要的事实是什么呢?就是农村劳动力的大规模转移。所以两个基本事实,一个是制度改革加快,一个是中国农村劳动力的大规模转移,尤其是加入WTO以后的大规模转移。在和平时期我们转移了两亿多的劳动力,这个在历史世界上也是不多见的。大家知道上海现在包括流动人口,我们的人口是2300万,最近跟计生委在做的研究显示,其实还有很多漏报,很可能要比2300万的人口还要多。
  还有中国正在面临着中等收入陷阱,这是所有的发展中国家都共同面临的问题,到人均GDP到15000美元的时候,去年是一个转折年,这对于韩国来讲,对于日本来讲,大概就是70年左右,韩国就是正好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前后。那么对中国来讲,转折年大概就是2012年,所以这个转折,转型可能是我们必然的东西。还有13亿人口的这样一个国家,人均GDP如果超一万,到两万、三万、四万美元,不断逼近发达国家的时候,我们的能源消耗,我们的气体排放,我们的环境治理的成本,包括最近我们大量的企业转移到中西部以后,又引起了新的问题,因为大家知道中国的从地理上来讲,它的土地是西高东低,都是水源所在。所以如果大量的企业转移到中西部以后,我们的长江、黄河污染了怎么办?而且现在上海的天气,这几天你们在上海可以做一个简单的测验,如果刮西风,上海的天气不会好,如果刮东风,上海的天气是好的,因为上海的西部就是有工厂的地方。那么怎么办,中国如何维持可持续的增长,就是说它的增长率下来,估计是一个必然的趋势,再维持10%比较困难,但是我们不能让它下得很多,我们还是希望有7%、8%的增长,我们有利的地方,我们增长的空间在哪里?空间我们也是很多,有利的地方还是很多的。
  首先我们的制度的改革,制度红利非常大。第二个就是我们的劳动工具,刚才讲了2015年劳动到顶尖了,但是其实劳动力我从来不同意中国另外一些专家所说的所谓刘易斯转折点我不同意,中国还有农村大量的劳动力要转移,关键是制度改革给他创造空间。因为大家知道美国的农业只用了2%的劳动力,我们如果用这个标准来衡量的话,中国还有多少劳动力可以转移出来。我们的资本形成尽管储蓄率跟我们前面比是下来了,但是我们跟世界上其它国家比,由于中国人民的这种特殊的消费习惯和储蓄习惯,我们还是有很大的空间。还有一个我们人力资本的投资,还有地区之间的差异,但是我们有非常多的不利的因素,这个不利的因素我就不展开了,等一下我要讲。总起来讲我们要素市场扭曲的程度是非常厉害。
  所以我们的改革接下来我们的改革实际上我认为,最重要的是要素市场改革,但是中国最难的也是要素改革。前三十年中国在商品市场的改革是成功的,但是要素市场的改革举步维艰,因为要素市场改革背后要涉及到很多既得利益者的利益,这个推动是相当困难的。首先一个就是劳动力市场的改革,大家知道我们1978年的改革始于农村土地的承包,但是承包制的集体土地所有制这样一种形式,已经严重跟中国经济后面的发展不相适应。因为集体土地所有,现在非常纠结的农村内部来讲,征人到底征不征地,减人到底减不减地,这是一个。
  第二后面的工业化、城市化用地,怎么跟农村集体所有制土地相匹配,地方政府在征地的时候导致的矛盾也越来越大。我们的看法非常简单,就把土地的产权界定给农民,而且大家知道城乡的差距,真正大的差距,实际就是财富的差距,就是改革当中的生产要素的资本化,土地的资本化当中,基本上可以说是农民没有获得这方面的财富效应。所以大家知道只要土地改革,它可以带来我们新一轮的土地产权的界定,而且中央我知道已经在做了。年初的时候,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首先要做的就是把信息先搞清楚,中国到底有多少土地,登记制度先做好,做完了以后,如果产权能够界定,后面大家知道不得了,这个时候释放出来的空间,对城市化的促进,对于金融的促进,因为金融要做抵押的,有抵押物资本化,这都是空间。刚才朱民讲到的我们金融是小国,这个金融跟实体经济是严重的不相称,香港的金融版图也很大,我们的金融版图非常小,上海的版图就更小了,如果哪一天把上海的版图做得跟香港一样大,大家想看我们复旦大学要培养多少学生,但基础在哪里?基础就在土地。而且这块土地政府应该毫不犹豫地给农民。接下来城市化的进程也会非常快,再接下来就是我们劳动力市场一定要统一,现在劳动力市场的扭曲的情况非常多,我们社会保障建设还有很多问题。这个劳动力的流动还有非常多的障碍,因为时间关系我就不展开了。
  最后,我们资本市场的改革,我刚才讲了,我们中国如果要做到把金融版图做大,如果金融的企业,金融的单位不强,不是一个非常活跃的单位,如果不是一个非常好的为金融市场服务的单位,中国的金融市场是永远做不起来的,中国的金融市场就是圈钱,我们的创业板一上市的时候是天价,问了就是下跌,把中小股民全部套进去。最近美国的Facebook上市的时候是38美元,最近跌了,开始小股东就要起诉了,认为承销商是有欺骗。我很想这样的制度引入到中国,中国如果你上市的时候天价,后来就跌价,应该起诉。如果我们的金融、资本市场能够保护小股东的利益,那中国的金融就一定是健康的,因为金融的主要目的是什么?就是说它一定要为实体经济服务,一定要为产业结构升级服务,一定要为风险投资服务,一定要跟年轻人结合在一起,用来自实体经济的利润回报给,而不是泡沫炒作,而不是利益集团在里面掌控。所以要素市场的改革,金融市场的改革,对于中国来讲实在是太过重要了。如果把这几方面的改革都改好了,我认为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是完全有信心的。所以2012年又是一个起始年,我们期待着2013年所有的改革能够重新再上轨道,然后抑制中国经济的这种下降的趋势。使得我们中国经济就更加健康,由于时间关系我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