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研究
ACADEMIC RESEARCH
学术会议
“Population ageing and public policy”研讨会成功举行


  由复旦大学就业和社会保障研究中心联合德国艾伯特基金(Friedrich-Ebert-Stiftung)共同举办的“Population ageing and public policy”研讨会,于12月1、2日在复旦大学经济学院805会议室顺利举行。复旦大学就业和社会保障研究中心副主任封进教授在研讨会开始前对参会嘉宾表示欢迎和感谢,复旦大学就业和社会保障研究中心主任袁志刚教授和艾伯特基金上海办事处代表Stefan Pantekoek先生做了开幕致辞,在会议尾声封进教授和南安普顿大学Traute Meyer教授对本次研讨会进行了总结。在本次会议上做演讲的学者和专家来自于中国、德国和英国等地,多位参会的青年教师和研究生同学也积极参于到相关主题的讨论中。

  中国和欧盟国家都面临着较为严峻的人口老年化问题,不同之处在于中国人均收入水平处于中等水平,养老保障体制仍处于扩张阶段。为应对老年化所带来的养老保险支出压力可以考虑如下措施:(1)建立或强化以企业年金和私人养老金为代表的养老金第二支柱;(2)进行支付制度改革和延长退休年龄;(3)通过提高教育水平和儿童照料服务水平来提升女性劳动参与率水平;(4)加强对养老金的管理,在严格控制风险的前提下尽可能提高养老金资产的收益。此外,老年化还会使劳动力供给减少和社会活力下降,需要发展知识密集型产业, 并且通过“年龄管理项目”提高老年化背景下的社会活力。

  1日上午研讨会主要围绕中国和欧盟人口老年化、老年化对养老保险系统的影响以及应对措施等方面展开。英国南安普顿大学教授Traute Meyer从老年化程度、收入水平等角度对中国和欧盟的养老体系做了比较,指出随着老年化程度的不断上升,欧盟国家目前养老金负担过重应加以控制;而中国当前养老体系还不够发达,养老金支出占GDP比重只有3.5%,应该加快推进养老体系建设。针对养老金短缺问题,Traute Meyer教授认为除了延迟退休年龄外,另一种解决方法是通过消除劳动力市场对女性的歧视和提高教育水平,以此提高女性劳动参与率。
  平安养老年金总监李连仁先生对我国企业年金资产投资状况做了介绍。李总监认为我国企业年金起步时间晚,收益率虽然整体上还不错,但不同年金管理计划和组合之间差异很大,同时受政策限制年金投资策略偏保守,这影响了长期收益率。李总监指出未来以控制风险为目标的战略资产配置方法可能会成为一种选择,并且个人投资选择也可能是未来的趋势,因为当前年金投资计划由理事会或者管理委员会统一决策,这难以满足不同个体风险—收益偏好。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封进教授分析了中国男女退休年龄差异对男女退休工资差异的影响。当前中国男性的退休年龄为60岁,女性白领和蓝领的退休年龄分别为55岁和50岁,女性首次领取退休工资的金额只有男性的40-50%。封教授指出女性退休年龄早于男性会影响社会对女性就业者的人力资本投资,加剧劳动力市场的性别歧视,并且使男女之间工资收入和退休工资差异进一步扩大,而提高女性的退休年龄可以有效的缩小这种差距。
  华东师范大学钟仁耀教授的演讲主要围绕弹性化退休年龄方案展开。钟教授以退休工作比(退休时间比上工作时间)为主要依据,提出两种弹性化退休年龄方案,并说明了具体如何实施。如何在这两种方案中进行选择,钟教授认为人口流入或流出速度是其中重要的一个决定因素,并且在实施退休年龄方案时还需要有配套措施,例如不同地区可选择选择不同方案,设定具体的提前或延迟退休标准等。
  德国University of Bielefeld 的Tobias Böger博士从社会权利的角度对社会养老保险的质量进行了分析,指出对老年人而言养老保险是保障他们基本权利、尊严和收入安全的基础。Tobias Böger博士认为一国或地区的就业水平、人口结构及经济发展水平都和养老金水平相关,发展中国家应该将社会保障制度化,同时发挥非缴费制(non-contributory)的作用。
  1日下午的会议主题是确保养老金系统的可持续性。与会专家先以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差异为视角,分别探讨了奥地利、中国以及东亚地区的养老金给付模式。其中,奥地利劳工商会社会政策部主任Josef Woss博士指出奥地利的主要养老金模式是现收现付制,之所以采用现收现付制是出于三个问题的考虑:用第二、三支柱(企业养老金和私人养老金)来代替第一支柱(公共养老金)并不一定会降低成本;更大比例的养老金进入第二、三支出可能会使得社会弱势群体受到更大的威胁;资本深化的养老金计划使得养老金容易受到金融市场的冲击。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的段白鸽博士通过现金流量法和资产负债法分别测算了长寿风险导致的中国养老金缺口,认为养老金应该及时适应人口、经济和系统因素的变化,尽可能的扩大养老基金池,并且建立多层次的养老保障系统。
台湾中央研究院叶崇扬博士探究了东亚地区公共和私人保险的类型,他将东亚地区分为三类,私人类型、公共类型以及混合型,并且分析了三种模式各自的优缺点。在私人类型下,老年人将面临更大的贫困风险;公共类型和混合型的养老保险会夸大老年人的不平等待遇;公共类型的养老保险系统会给国家带来更大的负担。
  列席专家就政策视角,回答了为更加有效的提升养老金的可持续性,应采取的措施和政策。中国社会科学院王新梅教授通过国际比较,给出了中国养老金制度改革进程中的关键的特征。她将中国的改革分为两种模式,一种是系统性改革,另一种是参数式改革,而系统性改革包括用完全或部分积累制代替现收现付制,参数式改革包括提高缴费率,延迟退休年龄等。
  德国University Koblenz-Landau的经济学教授Werner Sesselmeier教授分析了德国的养老金系统到底需不需要改革,他认为养老金系统的改革是一个持续的过程,这是因为劳动力市场是在持续不断的改变,诸如数码时代的到来,过去的改革目标是持续一个世纪,但事实上仅仅维持了二十多年,因此养老金系统必须要随着劳动力市场的变动而变动。
  上海财经大学郑春荣教授就中国存在的大量灵活就业人员,分析了其养老保险的参加以及存在的问题,认为随着经济发展的新常态,低就业率会导致大量灵活就业人员的出现。这类人员参保的主要问题表现为,高收入人群参保率较低、低收入人群参保负担较重、断保率高、参保存在户籍歧视等问题,提出未来养老保险制度改革应适应劳动力流动的需要。
  2号上午与会专家就老年化对劳动力供给和社会创造力等方面的影响进行了深入分析。袁志刚教授分析了在老年化背景下中国劳动力需求和供给状况。袁教授指出随着中国经济结构的转变和技术升级,服务业和制造业对高技能劳动力需求不断增加,并且这种需求越来越聚集于中国东部地区,即马太效应。从劳动供给方面看,人口老年化和劳动参与率下降使得我国劳动力供给下滑,同时由于学习教育和职业培训存在不足,导致我国劳动力供给质量和市场需求之间存在较大差距。
  德国研究劳动力市场一体化的Ralph Conrads教授总结了现有关于老年化和创新能力的文献,指出随着年纪的增长人的经验会不断增加,信息处理能力会下滑,但这并不意味着社会创新能力会随老年化而下降。指出一个国家的创新能力取决于人和社会的互动,通过年龄管理项目(age-management project)让员工参于培训和扩张项目,可以让年纪较大的员工仍能保持较高的创造力。
  财新新经济指数首席经济学家陈沁博士主要介绍了“新经济指数”,该指数依据高人力资本投入、可持续高增长及符合产业发展方向等指标选取样本,是经济学和大数据技术相结合的产物。陈博士认为新经济指数在地方投资、行业投资和底层数据的专题性研究方面有广泛用途,且目前已成为政府发展新经济产业的重要参考依据。
 
撰稿人:唐珏、王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