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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日报:袁志刚——全球化新趋势与上海自贸区建设

  发布日期:2013-10-21  浏览次数:

袁志刚教授在复旦大学的演讲

来源:解放日报 思想者488期 2013年10月19日

核心提示:上海自贸区诞生的目的,就是为了改革,为了打造中国经济的“升级版”。上海自贸区的影响力,将不仅仅局限在28平方公里之内。它更大的影响力在于制度改革和制度创新。

思想者小传

袁志刚 法国巴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经济学博士。现任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长江学者。兼任复旦大学就业与社会保障研究中心主任、复旦大学理论经济学博士后流动站站长、上海市经济学会副会长、上海市决策咨询专家委员会委员、教育部高等学校经济学类学科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国务院理论经济学学科评议组成员,原国家劳动和社会保障部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多年来一直从事非均衡理论、就业理论、社会保障和养老保险、中国居民消费、金融改革和房地产等宏观经济问题的研究。

经济全球化的话题自莱维(Levi)在1985年提出后就广受关注,也为经济学家们所热烈讨论。

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 《世界经济展望(1997年)》中所指出的,经济全球化是指二战后由全球物资、劳务和资本构成的国际市场的融合。而全球化特征日益明显,应该是自20世纪70年代后全球通讯系统的建立,它标志着人类社会开始进入了相互联系、共同生存的全球化时代。而在此之前,尽管存在着大量跨越国界的经济活动,但是人类经济社会相互依存、共担风险的特征并不明显。随后的信息技术发展、互联网普及,使得经济全球化更成为一种常态化的经济特征,并对经济主体的决策过程产生重要影响。因此,确切地说,经济全球化只是近几十年才出现的新现象、新事物。 众所周知,随着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爆发,这一轮经济全球化的盛宴有所放缓。危机爆发对全球经济都造成了巨大冲击和影响,也令人们开始真实感受经济全球化对各国、各企业以及个人生活的影响。如何理解和把握经济全球化的未来趋势,成为大家都关注的课题。

关注区域主义和服务贸易

随着WTO红利的减弱,中国也需要通过推进新的国际贸易框架协议的达成,重新确立在国际贸易体系中的地位,并以负责任大国的形象,参与国际自由贸易游戏规则的制订

金融危机爆发之初,全球弥漫着一种普遍的观点,认为美欧已是末路黄花,甚至认为世界的未来,将由新兴经济体领导。后危机时代,所有发达国家在开始阶段均十分紧张,而这种情绪,直接导致了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但是,随着美国对个人、企业、金融机构和政府资产负债表的修复、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实施,加上其能源问题的解决,人才和科技优势继续释放活力,美国经济复苏的基本趋势已经愈发明显。经济好转的背后,是其自信心的增强。反过来,这些发达经济体在危机后也一直在反思,如何才能真正走出危机?他们现在已经日益意识到,唯有通过新一轮更为广泛而深入的全球化过程,才有可能继续利用自己在知识创新和制度方面的优势,减轻全球经济结构失衡。因此,伴随着经济基本面的好转,美国再次吹响全球新自由贸易秩序的号角,并希望借此走出危机,迎接新一轮的增长。

那么,当美国再次吹响全球新自由贸易秩序的号角,全球化将呈现出哪些新趋势?可以预见的是,首先将是区域主义的兴起。

随着推进 WTO 这样的多边谈判日益困难,而双边谈判越来越被重视,区域主义正在使经济全球化过程中的商业环境和投资机会发生着深远的变化。

作为美国构建全球新自由贸易秩序的核心之一,新的国际贸易框架协议——无论是美国推动的 TTIP(跨大西洋贸易和投资伙伴协定)、TPP(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中美双边投资协定 BIT,还是服务贸易方面的协定TISA,实际上都在为全球自由贸易制订游戏规则。目的是要让经济资源在全球流动并以更自由的方式进行配置,推动全球经济持续增长。而这些国际贸易框架中的关键内容包括全球价值链基础上的自由贸易、自由投资协定、服务贸易在更高程度上的开放,等等。

其中,我们要高度关注TPP和TTIP的谈判。因为这两个谈判的参与方,无论从其GDP 总量还是从其贸易规模总量来说,都是不可忽视的。一旦这两个区域性协议谈判成功,将对现有的全球产业价值链布局产生深远影响。如果中国不能参与其中,将使中国要素比较优势的发挥受到一定的局限; 同时还可能使这两个区域协议规则代替未来多边协议规则,使已有的WTO规则发生变化,使中国对外开放的整个环境受到较大冲击。因此中国必须关注这两个协议谈判的进展,条件一旦成熟就应考虑如何参与其中,并通过区域协议的达成来逐步推进多边协议在全球的达成。而随着WTO红利的减弱,中国也需要通过推进新的国际贸易框架协议的达成,重新确立在国际贸易体系中的地位,并以负责任大国的形象,参与国际自由贸易游戏规则的制订。

与区域主义兴起一样值得予以密切关注的,是服务贸易的重要性愈发凸显。

服务贸易发展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作用日益受到各国政府或跨国企业的重视,并正影响着产业资本的投资行为与投资环境。服务贸易发展迅速。服务贸易占贸易总额的比重已从1980年的14.5%上升至2011年的20.4%。从服务贸易增速与货物贸易增速的趋势图可以发现,两者保持了非常一致的波动特征。通过计量分析可以看到,货物贸易增长是服务贸易增长的基础,表现了服务贸易依托于货物贸易的本质特征。就目前来看,货物贸易占世界贸易的比重在80%左右,但是全球贸易结构正随着全球经济结构调整向服务贸易倾斜,经济发展的服务化趋势正逐渐明显和清晰。因为服务业在发达国家经济结构中已是主导产业,而在那些国际化生产订单的承接国,随着其工业化进程的深化,服务业也在崛起。国际化分工的深化会导致一定程度的产品生产碎片化,但产品生产碎片化反过来又会增强全球产业价值链整合协调各种服务的需求。在此大势下,货物产品贸易基础上的跨国界服务需求,将成为未来国际贸易发展的新趋势。

在自由贸易的大目标下,全球 GDP 的饼肯定是越做越大。当然,由于不同国家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其在要素禀赋上的差异非常大,肯定有些国家获利多,有些国家获利少,竞争和冲突在所难免,这些就需要通过协商与谈判来解决。

经济体制改革是必然选择

中国不仅应当直接分享全球化静态红利,同时也可以通过自己的跨国公司走出国门,让更高端的生产要素参与全球价值链的重构,从而获得全球化的动态红利

始于2007年的美国次贷危机,令中国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发生了较大变化。全球经济由于国际分工的长期失衡进入了一个经济再平衡阶段,而中国经济自身也进入到了一个新的发展和转型时期。如何充分利用自身有利条件,借助新一轮经济全球化机遇实现可持续发展,已成为中国经济必须面对的重大战略问题。

这一战略问题的实质,就是如何协调国内可持续发展与世界可持续发展之间的关系。这需要回答好两个问题:一是在继续全球化的进程中,中国应以何种方式参与,在参与中可以分享怎样的全球化红利;二是如果中国的产品和要素走出去,能够给其他国家带来什么,如何与其他国家共享全球化红利。

就国内因素来说,我国已通过改革开放完成了商品市场的自由化,但是要素市场改革仍然存在较大困难。劳动力市场不完善,人口流动存在诸多限制,人口老龄化正引起人口红利加速衰竭;金融市场价格机制未能理顺,资本配置缺乏合适的价格信号以使市场机制正常发挥作用,导致金融市场缺乏竞争力和活力,资本投资利用效率不足;土地要素缺乏有效率的市场定价与利用; 创新主体与创新环境缺乏可持续性; 除金融之外的其他服务业领域长期由国有部门主导,缺乏活力。

就国际环境来看,次贷危机之后,全球各国都在进行全面的经济结构调整,全球产业价值链也正处于整合过程中。中国原有的劳动力比较优势渐行渐弱,而试图在全球产业价值链的高端寻找突破的诉求,因为种种原因暂时无法实现,近期也只能在制造业低端获得相对比较优势。 总的来看,目前限制中国经济发展的根源在于要素市场的不完善,而这又与政府职能错位存在联系,因此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是必然选择,而改革的根本目标就是促进包括劳动力、资本和土地在内的统一要素市场的形成,提高要素配置效率,跨越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障碍。与此同时,通过引进国外高端服务业,以开放促进改革与竞争,从而全面提升中国服务业水平。

30多年前的改革开放政策,促成了今天中国经济增长的奇迹。这其中最重要的方面,就是国内市场化改革措施融入全球化的开放步伐。两者的密切结合,使得中国经济体很好地分享了全球化的静态要素收入红利和因要素积累效率提升带来的动态增长红利,从而使中国不仅获得收入水平的提高,而且获得一个较高效率的增长。全球化红利不仅是短期竞争带来的要素配置效率提高,而且会因为促进了经济结构优化,以及要素相对价格体系的变化,引发更具有效率和竞争力的要素积累,从而获得市场激励机制下长期的经济增长动力。

未来我们如何继续进一步改革和开放?由此会带来怎样的变化?

首先,中国仍应以开放的姿态迎接新一轮的全球化浪潮。

由于中国正处于经济转型的关键时期,而且国内市场机制尚不完善,要素市场效率不高,所以中国当下的最大挑战就是可持续发展问题。这意味着,中国应追求全球化动态增长红利。也就是通过进一步的开放,一方面让国外生产要素进入中国,另一方面让中国的生产要素走出去。这两种方式的根本目标,就在于理顺中国国内的要素市场相对价格,使要素积累效率、配置效率得到有效提高,从而为中国长期增长提供可持续的动力。

其次,不仅中国的产品需要进一步走出去,中国的资本、技术也要走出去,改变过去“两头在外”的开放模式。

中国不仅应当直接分享全球化静态红利,同时也可以通过自己的跨国公司走出国门,让更高端的生产要素参与全球价值链的重构,从而获得全球化的动态红利。基于这样的思考,中国必须积极推动新一轮全球化投资的自由化:我们给人家投资便利,也意味着我们的企业可以获得在外国投资的便利; 当我们给予发达国家投资我国高端服务业(包括银行等金融机构的创办)的便利时,我们的华为等民营企业也可以更便捷地走向国外。

从这里我们可以发现,问题不在于我们是否要推动全球投资的便利化,而在于我们是否有真正强壮的世界500强级企业。如何通过开放培育我们自己的跨国公司,是当务之急。虽然我们目前有了一些世界500强企业,但是真正强壮的企业不多。因此,中国在新的全球化时代,在目前所面临的现实条件下,应以分享全球化动态红利为导向全面推动国内市场化改革,并在此基础上,实现中国生产要素在全球布局效率上的提高,在推动全球经济持续增长的同时获得平衡增长的动力。

在TPP谈判中,最要害的内容是准入前国民待遇、国有企业的竞争中立、负面清单管理、高端服务业更高程度的开放。从短期来看,这些对中国的确有较大冲击,但从实质来看,中国改革最难的就是打破既得利益。为此,如何借助外力,以开放促进改革,是值得深思的课题。

自贸区的价值在于制度红利

上海要真正做好自贸区,真正做到“为全国服务”,第一要有完善的要素市场体系;第二要有强壮的微观主体; 第三要接受全球更高的自由贸易和自由投资的标准

开放也面临着许多新的风险。如何做到既积极应对全球化的新趋势,又能适当控制风险,上海自贸区建设已展开一幅新的画卷。这样的开放,从根本上是为了促进改革。或者说,上海自贸区诞生的目的,就是为了改革,为了打造中国经济的“升级版”。可以预见的是,上海自贸区的影响力,将不仅仅局限在28平方公里之内。它更大的影响力在于制度改革和制度创新。

在《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总体方案》中,中央政府强调要“把扩大开放与体制改革相结合、把培育功能与政策创新相结合,形成与国际投资、贸易通行规则相衔接的基本制度框架”。我对这句话的理解是,首先,自贸区管委会是一个服务性政府机构。在投资管理上,执行负面清单管理,“轻”审批,“重”监管。企业的投资活动是高度开放和自由的,但是如有不轨行为,必须马上被发现和处理。同时,事后、事中的监管,第三方评估以及信息平台建立,区内企业的区外跟踪等职能上的确立与坐实,也会对自贸区内政府功能提出更高要求。

其次,上海自贸区改变了现有的投融资体系,变投资审批为投资监管。自贸区根据TPP协定中的负面清单进行管理,并采用准入前国民待遇给予外商投资平等待遇。中国近年来的投资主体主要是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融资主要中介是银行。投资决策机制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是政府审批,而融资的结果往往是“爱富嫌贫”,有政府背景和国有企业背景的投资主体往往能够获得成本更低的金融资源。而上海自贸区现已推出的制度设计,将彻底改变中国现有的投融资体系和体制,杜绝低效投资。

再次,新一轮全球化的基本趋势是服务贸易在更高程度上的开放。上海自贸区建设,将极大推进上海乃至全国包括服务外包在内的服务业水平的提升,进而形成新的比较优势和国际竞争力。在当前全球化进程中具有主导地位的货物贸易方面,要大力发展上海的离岸、转口贸易功能和贸易业态创新。目前香港总出口中的转口出口额是当地GDP的1.65倍,而上海包括转口贸易在内的总出口额却只有当地GDP的66%。上海未来转口贸易的发展必须依赖自贸区内的贸易业态创新。

最后,上海自贸区实践,将在金融市场制度改革方面取得突破,使金融更好地为实体服务。这就要求资金的价格要做对,利率实现市场化。只有这样,金融市场才能促进资源优化配置。还要从对内和对外两个方面,打破金融市场的垄断,允许外国金融企业和民营银行在自贸区发展,促成自贸区内部金融机构不是通过垄断而是依靠为实体经济服务和效率提升获得合理收益。

上海要真正做好自贸区,真正做到“为全国服务”,第一要有完善的要素市场体系,提高要素的配置效率;第二要有强壮的微观主体,例如像华为这样的跨国企业不断涌现; 第三要接受全球更高的自由贸易和自由投资的标准,包括企业的社会责任、环境能源的可持续发展、知识产权保护等。此外,我们还应当深刻认识到,上海自贸区有助于将上海建设成为全球性城市,带领长三角乃至全国经济进入新的发展阶段。

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社会信息化和文化多元化是21世纪的基本趋势。在此大势下,全球城市是全球经济、政治、社会、文化活动网络化形成中的“结点”,是金融、资本、信息、人才、技术、商品交换和配置中心,对全球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活动具有控制力和影响力。全球城市的成功与否取决于:是否掌控战略性资源;是否拥有战略性产业;是否拥有战略性通道(包括航空、港口、铁路、公路等)。一般说来,衡量一个全球城市有三大指标:经济总量;高端资源和交易;科技与文化创造力。从这个角度看,上海自贸区建设的意义将不仅局限于自由贸易和自由投资领域,其实质是上海城市功能全面升级下的必然要求:高度的政治文明;严明的法制社会;发达的要素市场体系;政府与市场的边界明确;信息高度透明和可获得;资产进出便捷且安全。

我们可以期待,随着上海自贸区的率先探索,其获得的成功的制度改革和创新经验将推广到全国。若由此产生的制度红利得到充分发挥,要素配置效率得到进一步提高,中国经济定会获得新的可持续增长的动力。(演讲时间:2013年9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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