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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访|张军:努力提升上海经济发展的确定性

  发布日期:2022-07-18  浏览次数:

7月16日《解放日报》刊发要闻文章,复旦大学文科资深教授、经济学院院长张军谈当前上海经济形势。以下为访谈全文。


最重要的是确保流动性和畅通

记者:怎样看待疫情冲击给上海经济带来的下行压力?

张军:今年4、5两个月,因为疫情管控需要,上海经济受到了较大影响。人流、物流基本处于静止状态,对经济活动和收入的创造非常不利。

其中,失去流动性对服务业影响最大,比如说餐饮业、娱乐业、旅游业,因为它们的目标消费者足不出户。即便可以通过手机终端来购物,但是物流停止也会对消费造成比较重大的影响。封控管理不久,上海就实行了特别通行证管理的模式,允许恢复部分物流,情况得到局部缓解。

相较服务业,制造业受到的影响稍小一些。因为一般来讲,制造业都有一定的库存缓冲,包括原材料、中间品。但是整体来说,制造业还是面临封控或者封闭管理导致的物流不畅问题。生产的东西运不出去,需要的中间品、零部件运不进来,出口交货的合同无法在规定的时间里装船……所以短期内经济负增长是必然的。

反过来,这启示我们,一个城市的经济,最重要的就是确保流动性和畅通,人、财、物、信息都要流动起来,这好比人的血脉。我们是市场经济,而且是开放的经济,所有影响流动性的政策,包括疫情等突发事件,短期都会对经济造成比较大的影响。

记者:这次疫情对经济的冲击和2003年“非典”有什么不一样?

张军:今天中国的经济和2003年完全不在一个量级。跟那时相比,今天的服务业更发达,整个经济的市场化程度更高,开放程度更大,复杂程度更强,供应链更长。

从统计数据上看,“非典”对GDP的影响像一个脉冲:指标突然降下去,然后很快又起来。新冠肺炎病毒的传播广度、影响深度肯定更厉害,会在长期产生影响。现在不论是人类对病毒的认知还是疫苗,都还在起步阶段。将来不仅是中国,全球都会面临防疫常态化问题。换句话说,不要指望病毒会从我们身边突然消失。将来我们应对它的手段会很多,会有更好的疫苗出来,直至我们面对新冠像面对流感一样。

韧性意味着面对冲击有反弹的能力

记者:如何增强上海经济应对外部冲击的韧性?

张军:不同于纽约、香港等其他国际化大都市,上海的特点是制造业占比相对较高,约占GDP的四分之一。因为有制造业,上海经济受到疫情冲击的程度会相对缓和一些,如果仅有服务业,情况会更严峻。

如果说有韧性,可能制造业的存在是一个原因。首先,制造业没有那么脆弱,很多行业可以在闭环情况下运行。另外,制造业的自动化程度更高,有些产业已经可以用机器人来取代人力。这也是将来的一大趋势。

当然,韧性不仅是指面对冲击时有足够的缓冲空间,另一方面也意味着控制住外部冲击后,有反弹的能力。除了现代服务业,上海制造业里有很多出口行业,现在恢复得都比较快。

对服务业而言,要想尽快恢复,最重要的就是改善疫情的监测能力、流调能力、核酸检测能力等。上海地方财政的状况相对较好、医疗资源丰富,这也是加快经济恢复的一个重要保障。

记者:如何确保上海城市核心功能在外部冲击下正常运转?

张军:现在上海的服务业当中,金融、贸易、航运这些核心功能,技术手段已经高度现代化,大量的交易活动都在线上进行。当病毒袭击或者封控时,只需要少量人员在现场值班就可以维持运转。

这当中有一个技术性问题:如果人不到现场,在家能不能处理这些事务?“9·11”的时候,美国也面临这个问题。当时华尔街要关闭,整个金融系统的运行就会受到影响,所以美国也在讨论。因为从数据安全考虑,法律不允许员工从家里接入金融机构的内网去执行线上任务。这些核心系统虽然可以自动运转,但依然需要一定数量的人在现场。不过我想随着区块链技术的发展,这些问题应该能够解决。

这也提醒我们,上海作为金融中心,需要有完备、高效的灾备系统,包括资本市场、商品期货、基金证券等金融运作都需要有。很多机构可能也建立过一些,但以前没有机会测试,这次疫情提供了一个契机。比如上海黄金交易所的负责人曾经谈到过,交易所除了上海的交割中心,还有一个备份交易中心在深圳。这是考虑到万一上海遇到突发事件,他们可以动用外地的备份交易中心,确保黄金交割合约的履行。

创造科学透明可预测的政策环境

记者:下半年上海经济发展的着力点是什么?

张军:对经济的恢复和稳定来讲,最大的敌人就是不确定性。比如,你要出去吃饭、办事,或者想去外地旅游、出差,面临最大的问题就是不知道会不会被隔离,这就是不确定性。如果确定了,你就可以提前做好计划,该去哪就去哪;但是如果有不确定性,你就会推迟决策,把支出往后推。对每个人是这样,对整个经济来讲也是。

经济恢复需要一个确定的、可预测的政策环境,无论是对家庭、投资者、创业者,还是企业,可预测性都很重要。所以上海首先要创造一个科学的、透明的、可预测的政策环境。这样,做生意的会来,商务旅行的会来,旅游者也会来,本地老百姓吃喝玩乐也能做出相应的安排,即使局部再有疫情反复也没有关系。重要的是消除不可预测的不确定性。

我非常期待上海有关部门梳理一下疫情以后的政策环境,把能清理掉的政策尽快清理掉,正本清源,让政策更加清楚、透明,让人们不再受各种小道消息和噪音的干扰。建议市政府重视这个问题,通过固定的政策窗口或者热线,让政策一目了然,降低人们在上海生活、投资、置业、经商的不确定性。

记者:对于推动上海经济高质量发展,您有什么建议?

张军:上海作为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地方,各领域的创新应该走在全国的前面,应当率先借这次疫情冲击顺势推动本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实质性减少政府干预,尊重市场规律,走上内涵发展的道路。说白了,内涵发展就是不再由政府从投入端去推动经济的增长,而是允许和鼓励市场主体的自主选择。政府就是要把政策环境做好,致力于消除各种不确定性,并从制度上更加鼓励公平准入和公平竞争,减少政府部门的无谓干预,把更多的选择权交给市场主体并有效保护他们的权益。

这样的转变已经到来。2013年成立上海自贸试验区时,就是想借自贸区进行一系列的制度创新,改变政府部门对经济的管理模式,更多地放权,确保市场主体的自由,提高经济活动的综合自由度。这些制度创新应该更大规模地在全市推广,让上海经济变得更有活力。

走内涵发展的道路,必然要和全球中心城市拼人才。更多的人才到上海来,上海经济肯定会发展得更好。如果从这个角度出发去考虑问题,那么除了硬件建设,最重要的是环境建设,包括制度环境和政策环境,以确保人们在上海择业、创业,生活无后顾之忧。环境建设是一个久久为功的长期课题,在基础教育和医疗资源分配等若干方面,上海还有许多需要努力改进的地方。在我看来,上海的未来或许就在于能否解决好这些令普通人焦虑的基本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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