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11月7日上午，法国著名经济学家、201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复旦-图卢兹创新与数字经济研究院（FT-RIDE）学术委员会联合主任让·梯若尔教授在经济学院201会议室发表了题为“安全地带：庇护所还是部落化？”（Safe Space：Shelters or Tribes？）的学术演讲。
本次讲座由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寇宗来教授主持，陈钊、王永钦、李三希、黄毅、龚冰琳、颜建晔、叶兵、胡炜、胡博、李婷等复旦大学经济学院以及其他学校的著名专家学者参加讲座并提问讨论。现场气氛热烈、座无虚席。
Tirole教授在此次学术演讲中介绍了他最近的一项前沿学术研究。Tirole教授表示现代技术的发展使得个人隐私被侵害的概率大大提高，比如人工智能、人脸识别、智能手机、社交传媒等给我们带来方便的同时也有相应的负面影响，比如人肉搜索、被出柜、网络暴力等。在新的环境下，什么样的信息透明度是于个人、于社会来说最优的选择，是值得我们考虑的问题。另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是，政府的规制和平台的相关政策是否能解决潜在的隐私泄露问题，还是只会把情况变得更糟？这些问题就是Tirole教授试图在这个研究中解答的。
Tirole教授介绍说，已有理论文献发现，对于存在共识的问题，提高信息透明度有益于社会福利，实验室和田野试验也得到了类似的结论。所谓共识问题，指的是人们对某一行为的好坏对错有着一致的价值判断，例如参与慈善、反对环境污染、提供公共品、参与选举等。因为通过增加对亲社会行为的曝光，会使得该类行为更加普遍，从而增进社会整体福利。然而涉及到其好坏对错尚无定论的分歧问题时（如政治观点、宗教信仰、性取向、素食主义等），提高信息透明度是否仍是有益的，还缺乏理论研究。为此Tirole 教授建立了一个以声誉关注和选择性信息披露为核心的理论框架来分析这一问题。他通过理论模型分析了个体是否会通过站队透露信息、又会对谁披露信息，讨论了在何种情况下维护隐私或信息透明分别最有利于社会福利，并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在演讲中，Tirole教授详细介绍了该研究的理论设定和主要结论。Tirole教授在他的模型中假设个体有不同的价值取向，价值取向是私人信息，个人通过行为决策（站不同的队或不站队）向其他人透露其价值取向。个人的效用由内在效用和声誉效用两部分组成，站队的选择影响其内在效用，同时当站队选择被其他人观测到时，也会带来声誉效用：如果行为获得认可，声誉效用为正；反之被批判时则为负。这一设定蕴含两个关键特性：1）同样的行为，在被一些人认同时，又被另一些人反对；2）个人会内生决策让谁看到他的站队选择。
基准模型均衡策略是：选择站队的个人只会向有相似价值取向的人披露其行为，而向非同类人（包括选择不行动而未展现其价值取向的人）隐藏行为。由于个人即便行动也只会向同类人进行信息披露，“安全地带”（safe spaces）便应运而生。Tirole教授指出，在这里“安全地带”是指一个人们可以在其中行动并仅被其他选择了相同站队的人观察到的环境。现实中的“安全地带”，包括秘密社团、私人俱乐部、封闭式的网络社区等，他们的共同特点是：成员间志趣相投，而非成员对于其成员组成及其所作所为一无所知。就隐私保护而言，安全地带使其成员可以畅所欲言而无需担忧受到骚扰、仇恨言论乃至暴力的困扰，因此“安全地带”可被视为聚集类似价值取向的人的庇护所（shelters）。“安全地带”的存在，使个人能够免遭异己的负面评价，但这也对那些选择不采取行为的中间派带来负的外部性：当中间派选择不站队时，他在任一阵营的成员眼中都无法与敌对阵营成员相区别，结果从双方阵营同时获得了负面声誉。这导致一部分原本不会加入阵营的“温和派”不得不被迫改变其选择。
Tirole教授进一步考虑了如果选择“安全地带” 需要承担成本的情况（文中称为hiding cost），这一成本包括放弃使用公共空间或放弃原有的社会人脉的成本等。当这一成本超过一定水平时，“安全地带”将被代之以信息完全透明。在信息完全透明时，个人行为向所有人披露；出于对负面声誉的担忧，更多的人会选择不站队。这一结果与文献中就共识问题的结论不同，即当信息透明度增加时，亲社会行为并不一定变得更加普遍[BH1]。Tirole教授指出，社会福利在“安全地带”和信息完全透明这两个均衡下哪个更高，取决于当行为人被观众所感知的价值取向与其非同类人的价值取向愈相背离时，其获得的负面声誉增加的程度。
Tirole教授 随后介绍了基于基准模型的若干扩展，包括引入群体极端化、不同的声誉效用函数、多期动态、允许信息被内部团体披露和自愿披露并脱离“安全地带”、内生化隐藏行为的成本等等。他特别指出，在“安全地带”下，或自发或出于对被内部团体披露的担忧，成员有可能采取额外行为以追求过度的信号传递。这类额外行为往往趋于极端化，并对内部团体和外部团体都带来福利损害。因此导致“安全地带”有可能呈现“部落化”的趋势（即本文题中所称的“tribes”）。
概括来说，“安全地带”在向个人提供了免于遭受歧视、暴力等价值毁坏的庇护所的同时，也带来了负面影响，诸如减少公共空间的使用和失去原有的社会资源，同时对中间派造成负面的声誉外部性，并可能由于过度的信号传递而形成部落主义和社会福利的浪费。
最后，Tirole教授指出，鉴于公共政策有能力改变隐私保护的难易，其在分歧问题下的最优设计应综合考虑多样因素。在以下情况应考虑提高隐私保护力度：比如当行为涉及敏感问题，并可能引发损害社会价值的行为（诸如敌对情绪、侮辱、歧视、种族屠杀）时；或是当法治和社会道德相对薄弱无法足够保护个人时。但同时，当负面声誉的外部性不致损害社会价值，或者当社会问题是多样化受到的局限和安全空间所带来的部落化和极化现象时，公共政策应则更促进信息透明。
Tirole教授的研究，给与参会的老师和同学很多研究启示，特别是用经济学的方法研究新环境下的社会问题。在现场王永钦教授、黄毅教授、龚冰琳教授、颜建晔教授等老师纷纷提出了对于模型假设和对应现实情况的问题，Tirole教授都给予一一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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